元朝政论家赵天麟说人民逃亡的五个原因：一天、二官、三军、四钱、五愚。天灾流行，饥饿乏食，不得不逃；官苛刻，赋敛繁重，富人纳赂得免，贫人负担独多，不得不逃；军费浩大，民不堪命，不得不逃；借钱救急，重利盘剥，不得不逃；愚笨无知，谋生困难，不得不逃。赵天麟列举五个原因，归根只是在异族统治下剥削超度残酷一个原因。当时民间流传一首歌谣道：“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公平人），不平人（因为不公平人）杀不平人（被压迫人），不平人（被压迫人）杀不平者（不公平人），杀尽不平（不公平人）方太平。”被压迫的不平人与不公平的不平人，并存在一个社会里，不是这个不平人杀那个不平人，就是那个不平人杀这个不平人。
从忽必烈开国起，蒙古贵族与汉族人民间继续进行着种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终于汉族人民胜利了。九十年长期斗争是非常残酷的，压迫和反抗，始终在紧张状态中发展着。
（一）蒙古统治者的压迫
赵天麟说：“凡逃民都是没奈何的穷人，略能存活，谁愿逃亡？朝廷说人民取巧、避免差徭，我说这不是人民的罪过，实是官长的罪过。”赵天麟这些话是公正的。元朝不仅有大量的流民，而且还有更大量的饥民，因为官府禁止人民流亡，不得不困守乡土充当饥民，过着真正没奈何的生活。元史关于这类记载，比其他史书特别多，下面摘录几条有人户实数的记载（极大多数不载人户数）作例。
至元二十七年，平滦饥民一万五千四百六十五户，赈粟五千石，每户约得三斗；江阴、宁国等路大水，流民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户，赈粟五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九石，每户约得一石三斗。
大德二年，江西、江浙水灾，赈饥民二万四千九百余人，赈粟数不详。
四年，建康、常州、江陵饥民八十四万八千六十余人，赈粮二十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余石，每人约得二斗七升。
至大元年，因北方流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坐食官粮，不是久计，给钞一百五十万锭，币帛折钞五十万锭，停止发粮，每户得钞二锭余。江浙省大饥，流民一百三十三万九百五十户，赈米五十三万六千石，钞十八万七千锭，盐五千引，每户约得米四斗、钱十四贯、盐一斤余。假如按十四年前（元贞元年）京师平粜米价白粳米每石中统钞十五两，白米十四两，糙米六两五钱，十八年后（泰定二年）京师平粜米价每石十五贯作比例，江浙米价十四贯约得糙米一石。
泰定二年，雄州归信诸县水灾，饥民一万一千六百五十户，赈钞三万锭，每户约得三锭。
三年，锦州水灾，漂死一万人，每人给钞一锭。
天历二年，陕西诸路饥民一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发粮八万石，及河南汉中所储官粮赈济，卫辉路饥民一万七千五百余户，赈数不详。池州、广德、宁国、太平、建康、镇江、常州、湖州、广元诸路及江阴州饥民六十万户，赈粮十四万三千余石，每户约得二斗余。大都、兴和、顺德、大名、彰德、怀庆、卫辉、汴梁、中兴诸路，泰安、高唐、曹、冠、徐、邳诸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赈钞九万锭、粮一万五千石，每户约得钱十三贯、粮二升余。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八百人，赈钞一万五千锭，每人约得钱七贯，益都莒、密二州水旱蝗灾，饥民三万一千四百户，赈粮一月。
至顺元年，泰安州饥民三千户，真定南乐县饥民七千七百户，松江府饥民一万八千三百户，东昌饥民三万三千六百户，赈数不详。中兴、峡州、归州、安陆、沔阳饥民三十万余户，赈粮四月。
二年，浙西诸路水旱，饥民八十五万余户，令官私儒学、寺观佃户向田主借贷钱谷，官不给赈粮，余户赈钞十万锭，僧道度牒一万道（托欢铁木耳元统元年，每道价五十贯）。檀、顺、昌平等处饥民九万余户，发通州官粮赈济。益都饥民三万余户，赈钞三千五百锭，每户约得十五贯。
元统元年，京畿大水，饥民四十余万人，赈钞四万锭，每人约得钱十贯。宁夏饥民五万三千人，赈粮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