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东，建立南朝政权。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享受特殊的权利，生活非常优裕，地位非常巩固，因之黄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不仅是保存旧遗产，而且有极大的发展。中国古文化极盛时代，号称汉唐两朝，南朝却是继汉开唐的转关时代。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体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西晋以前，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远落在黄河流域后面；南北朝时代，南方文化超越北方，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唐以后，黄河流域的经济和文化，都落在长江流域后面。这一转变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中原士族的南迁。
南朝士族生活的优裕，宗教迷信的盛行，产生以华美为特色的文化。
（一）文学
《诗》三百篇是两周歌诗的总集，句法以四言（字）为主，称为四言诗。两汉乐府歌辞以及不入乐的诗篇，句法以五言为主，叫作五言诗。东汉末（建安时代）魏晋五言诗高度发展，到南朝五言诗益被重视，不能作诗，几乎不得参与士族的宴会。
战国末楚国屈原、赵国荀况创造辞赋，屈原一派传到汉朝，非常发达，叫作楚辞或屈原赋，汉朝人自造的赋体，叫作汉赋或古赋。南朝作者造句更美，对偶益工，用事（典故）益富，叫作俳赋。大抵南朝士族人人能作五言诗，赋非著名文士不敢作。
南朝诗赋在形式上有新的创造，就是句法对偶化、声律（平仄）化。汉以前诗赋，只有韵脚，没有平仄。建安时代曹植采取梵呗中声律，应用于五言诗，于是偶有律句的出现。西晋文士如陆机、陆云，渐知平仄的重要，但不能自由运用。宋范晔、谢庄等人，发明诗赋中用平仄的规律，如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谢庄《赤鹦鹉赋》，对声律的研究，确有进展。齐梁时代，沈约、王融创四声（平上去入）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说，沈约作四声谱，刘勰作《文心雕龙》，把范晔、谢庄秘而不宣的诀法，传播文学界。此后诗、赋、骈体文，全依声律制作，益增华美。梁陈时代，庾信、徐陵集南朝文学的大成。庾信降北朝，历仕周、隋二代，北方盛行庾信体。唐朝的律诗、律赋，就是南朝徐、庾体的发展。
长短不齐近于言语的文辞，叫作散体文，句法齐整，四字或六字成句的文辞，叫作骈体文。西汉散体文极盛，骈体文也在西汉开始。东汉以下，骈体文盛行，魏晋作者如建安七子（曹植为首）、潘岳、陆机称为骈文的楷模。南朝骈文，既重对偶，尤重声律，骈体转化成四六体，再转成为唐朝的四六体。东汉以来衰落到极度的散体文，正当西晋骈体极盛的时候，散体文又开始萌芽，经过南朝长期的发展，到唐朝成为陈子昂、韩愈的古文。古文模仿古代人口语，与作者当时口语相差甚远。
（二）经学
讲明儒家经典的学问，叫作经学。两汉经学极盛。魏晋时代改变两汉烦琐的学风，解经以清通简要为主。南朝儒生发展这一派的经学，称为南学。唐宋以来所谓《十三经注疏》，完全依据南朝的经学。
经学中的三礼学（《周礼》、《仪礼》、《礼记》），专讲区别尊卑、亲疏、贵贱，最适合士族制度的需要，因之礼学在南朝特别发达。宋何承天删旧行的《礼论》八百卷为三百卷。梁徐勉撰《五礼》，共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其中凶礼（丧礼）多至五千六百九十三条。讲三礼尤其是讲丧服部分，是南朝儒生的专门学问。
思想上融合儒、佛两家，《礼记》中的中庸篇是最好的媒介。宋戴颙撰《中庸传》，萧衍撰《中庸讲疏》，无名氏撰《中庸义》，中庸篇从《礼记》中提出单行。后来两宋理学家窃取佛教学说，借中庸篇高谈儒家的性命哲学，南朝已经启示出途径。
（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