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要在汉人面前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威严，不愿意承认中国以外还有同等的国家、皇帝以外还有同样的帝王。清人修《明史》，斥利玛窦《万国全图》说天下有五大洲为“荒渺莫考”。《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艾如略著）等书，在清朝都成为冷书，不为士大夫所称述。一般人心目中以为天下只有一个大清天朝和一个大清皇帝，其余都卑微不足道。
陆上邻国俄罗斯（帝俄）经三次订定条约（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图市约》），彼此还算相安无事。清朝最厌恶的是海路来的西洋邪教和西洋商船。
《钦定刑部处分则例》西洋邪教有下列的规定：
西洋人刊刻经卷，倡立讲会，**内地民人，转相传习，诵经开讲。如州县官能拿获首犯并过半数教徒，免罪。如不查拿，州县官降两级调用，府州官降一级留任，道员罚俸一年，两司（布政司按察司）罚俸九个月，督抚罚俸六个月。如州县讳匿不报，照讳盗例革职，该管上司均（都）照属员讳盗例分别处罚。
州县官失察西洋人在境潜住，但并未传布邪教，降一级调用，府州罚俸一年，道员罚俸六个月。
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州官罚俸六个月。
一个地方发现西洋人，全省官员受处分，西洋教士在这样严厉的防御下，传教几乎是不可能了。
西洋商船的限制也同样严厉，明朝人唐顺之说，市舶（外国商船）的利害好比开矿：上策是封闭矿洞，驱逐矿徒；中策是国家管理矿山，独擅利益；下策是不闭不开，让奸人擅利。清朝对外国贸易，主观上是采取唐顺之的上策，事实上却做了唐顺之的下策。奸官们勾结洋商，暗开海关，老朽的中国，好比紧密封闭在棺材内的“木乃伊”，一朝与外界新鲜空气接触，不可避免地要腐烂，腐烂的媒介物，正是这些原已腐烂不堪的奸官。
清朝限制洋商的办法，略举如下：
西洋人附居广东、澳门，大小船不准超过二十五只，由地方官编列号数，刊刻印烙，各给验票一张，将船户、舵工、水手及船主姓名逐一填注票内。如旧船朽坏不堪修补，必须添置，应报明地方官查验明白，申报总督巡抚，准其补造，仍用原编字号。船只出入海口，不许偷载中国人出去，也不许夹带西洋人进来。文武官如徇情疏纵，查出革职。
洋船出口，除煮饭锅外，不许载铁锅出洋。查出照捆载废铁出洋例治罪。
外夷商船通市贸易定有界限，如越界在内地起卸货物，该省督抚及该关监督准令起卸并开船回国，查出降二级留任。
外夷船只遭风漂至内洋，该管督抚如不奏闻并不派专员前往管束，罚俸九个月。
以上所举，只是严格限制外商的一些例证，实际行施的（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种办法，还非常苛杂。原来清朝是异民族统治中国，它深怕外国人会助长很大部分中国人不满意满洲人奴役他们的情绪，因此禁止外国人经由其他一切交通道路与中国人发生来往，只让他们经过与北京及与产茶区域相隔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的商业只限于与澳门商人发生往来，政府给澳门商人专门与外国人通商的特权，以便用这种方法来使其余的人民不与可恨的外国人发生任何来往。这是清朝主观的愿望，事实上并不能阻止西洋商品暴风雨般的侵袭，也不能阻止奸官们贪饱私囊，暗中通融勾结。紧闭的关门，鸦片战前早成半开的破门了。
（一）比英吉利先到中国通商的欧洲国家
葡萄牙——明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人来中国。次年，葡萄牙东印度总督（驻马刺加）派使到北京，谒见明帝。嘉靖三十六年，明官纳贿，准葡人借住澳门。土地所有权仍属中国。地租原定每年一千两，到香山县完纳，康熙三十年至乾隆五年，减至六百两，后再减一百两。中国商人与澳商交易，只许肩挑，后许小船运载。收税官吏讹诈勒索，获利极巨，官员们认是最优的肥缺，钻营异常剧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