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因倭寇侵扰，海禁极严，中国商民出洋贸易，朝廷当作可疑可憎的通藩奸细，制定各种防范禁阻的法令，压抑商业的发展。由于南洋群岛诸国需要中国的商品，以及一向遵行朝贡礼，不像倭寇那样凶悍内犯，这使明朝对南洋一路海禁，事实上不得不放松些。由于沿海各省的人民（主要是闽、粤两省），在暴政苛敛下不能生活，认下海经商，流寓蕃国，不啻是唯一的活路，宁冒死罪，逃出海口，这使明朝对南洋一路海禁，事实上无法严密封锁。由于嘉靖以来，欧洲货物流行中国，朝廷财政困难，关税成为重要收入，中国商人依商业的发展，下海的要求更加迫切，这使明朝对南洋一路海禁，事实上不得不非正式开放。由于万历以后，东北边祸益趋危急，朝廷需要西洋新知识的输入，海禁失去意义，事实上明朝末年已经是开关的国家了。
满族入主中国，重新把海关严密封闭起来，也就是严格执行海禁政策。主要的原因是：
（一）郑成功为首的明朝义民，据台湾作抗满根据地，与内地义民暗通声气。清朝恐慌无措，严厉内徙近海岸地方居民，荒弃广大土地，企图断绝内地给与台湾的接济。这是最愚拙的方法，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承认禁海政策的失败，准许人民入海捕鱼经商。依着台湾人民的不断起义，畏惧海寇的心理（满人擅长骑射，不惯海战），始终不敢松懈。
（二）明末义士流亡海外，组织南洋一带洪门会，势力巨大，在满洲统治者看来，华侨是可怕的敌人。
（三）道光以前，每年地丁收入，足够支付军政费用，海关商税并不重视。
（四）道光以前岁入全靠地丁，汉人弃耕地出洋谋生，无异逃避朝廷的剥削。
（五）玄烨以后，一贯排斥欧洲人来中国传教经商，汉人出洋，难免与欧洲人有商业上、宗教上各种接触，这使朝廷感觉到华侨至少有奸细的嫌疑。
依据上列原因，汉人出洋，清朝称为“自弃王化”，华侨在南洋遭受欧人屠杀，称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雍正六年福建总督策楞奏）。因为海禁政策不允许汉人出洋，所以华侨成为无国籍的流浪人，给欧洲诸国在南洋经营殖民地一个意外的机会。
清朝怎样来厉行海禁政策呢？
顺治十三年，严禁商民下海交易，犯禁的不论官民，一律处斩，货物入官。犯人家产，全部赏给告发人，地方文武官一律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先告发，一律处死。康熙二十三年因沿海居民怨恨，势难抑制，不得已开放海禁，停止贸易处斩例。
康熙二十三年，定浙江沿海贸易收税例，准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商船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捕鱼（渔船用单桅，梁头不得过一丈），预先取具连环保结，禀明州县，领取详细执照，船只出入，收税处查验，按货物贵贱定抽税轻重。又定开海征税则例，福建广东海禁，继续开放。
出口商船渔船，不许携带枪炮等器械，如有夹带硝磺、铜铁、军火、器械、樟板等物，查出照例治罪。
出贩东洋、南洋商船，准携带军器，每船炮不得过二位，鸟枪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三十斤。
渔船不许装载货物，接渡人口。
商船、渔船各按海路远近，人数多少，每人每日只准带食米二升，多带按偷运治罪。
康熙五十六年，因噶喇巴（爪哇首府巴达维亚）口岸多聚汉人，恐成海盗，禁止南洋往来，在外人民不许归还中国。乾隆元年，闽督郝玉麟奏准“自康熙五十六年例禁后私自出洋的，久远不准归国，例禁前出去的，愿归国听便（归国后不能再出去）”。
海岛不准民人渔户居住，草屋瓦房，一律派兵巡查烧毁。已编保甲，输纳粮税的免烧，但不准添盖房屋。
内地民人眷属，得领凭照往台湾，其他地方，不得带眷口前往，并不得带外国人口回国。
沿海官兵拿获偷渡外洋人口，十名以上，官记功一次，兵赏银二两，疏纵在十名以上，官罚俸一年，兵责二十板，赏罚各依次递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