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阔台定中原，近臣别迭等献计道：“汉人无用，不如悉数屠杀，空出田地来作牧场。”幸而耶律楚材竭力劝阻，教窝阔台征收地税、商税及酒、醋、盐、铁等税，每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窝阔台从楚材议，派官分十路收税，果得银绢，喜出望外，夸奖楚材道：“你不曾离我左右，却能替我取来这样多的财物，天下还有比你贤能的人么？”即日命楚材做中书令（宰相）。蒙古人只懂得畜牧和杀掠，从没有想到收税的利益更大，等到懂得收税，又不会想到兼顾民力的必要。在蒙古人看来，收税与杀掠，只是名称不同，实质无异。因此贪暴政治比任何时代严重得多，不仅中国北方地区衰敝的经济继续被破坏，就是南方正在发展的经济也遭遇强烈的摧毁，陷入停滞状态。蒙古族统治中国，给与中国社会无比的灾害。
（一）土地
金人括田养女真军，南宋贾似道括买公田，金、宋亡后，括得的田地连同皇室后妃、贵戚、大臣所有大量田产，都被元人没收，设官管理，号称官田。忽必烈赐郑温常州田三十顷，叶李平江田四顷，以后成为惯例，诸王、公主、驸马、大臣、宦官、寺观，照例得分江南官田，如海山赐雕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爱育黎拔力八达赐丑驴答剌罕平江田一百顷，硕德八剌赐拜珠平江田万亩，图铁木耳赐大龙翔集庆寺平江田五百顷。其他地区官田也分赐臣下，如安南降王陈益稷受汉阳田五百顷，李孟受孝感县地二十八顷，大承天护圣寺受益都、般阳、宁海等县田十六万二千九十顷。从最大的地主皇帝手中，分化出许多大地主，江南尤其是大地主集中地，他们任用土豪奸吏充当庄头，巧立名目，额外强取，摧租人员恃势横行，刻剥惨苦。张珪奏请变通收租法，令地方官府代收，转运大都各地主，免得农民受害流亡。足见地主收租比官府更贪暴。大抵地主受赐江南官田，每亩岁缴官粮一斗五升至二斗（元七斗当宋一石），余米称私租，归地主所有。依海山至大二年夺江南赐田一千二百三十顷，得租五十万石作例，每亩租多至四石。明初，苏州（平江）收秋粮二百七十四万石，其中民田粮仅十五万石，元时，官田未必这样多，民田远比官田少，却是事实。江南多数良田受蒙古地主残酷的剥削，农民生活痛苦，可以想见。
屯田——腹里及各行省散布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七十二万户，选择田地屯垦，称为屯田。史书记载的田数有枢密院所辖十三处，田一万五千顷；大司农所辖三处，田二万七千余顷；宣徽院所辖四处，田二万五千余顷；腹里所辖军、民（民屯招佃户耕种）屯田一万六千顷；辽阳等处行省所辖四处，田三千余顷；河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四处，田六万九千顷；陕西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十六处，甘肃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六千余顷；江西行省所辖五百余顷，江浙等处所辖屯田五百顷，四川行省所辖军民屯田二十九处，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十二处，湖广行省所辖数处，全国总计一百二十余处。实际占田，远比史书所载顷数多，例如安西牧地的马夫恃势，冒夺民田十万余顷，其他地方可知。
军户屯田遍布全国，散居乡村中，监视人民行动。蒙古军、探马赤军得地最多。汉军每户也有三二十顷，设立庄园，用驱丁、贴户耕种，不必亲身劳动。这似乎替异族做鹰犬，虐杀本族人，获利很不小。忽必烈中统五年，改定新制，汉军每户免粮田限额四顷，余田照民田例同样纳粮，汉军出戍地区，经常移动，南至南海，北至和林，一切费用，本人自备，这样，汉军逐渐卖田破产，妻子流落为乞丐、娼妓，驱丁在法律限制下，多被释放作贴户（贫弱的良民）。做了异族的鹰犬，结果一无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