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22年，即东周时代之鲁隐公元年，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记事之首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以上是《春秋》对鲁隐公元年整整一年中的全部记事，一共六十二字，平均每月五字。即便考虑到当时竹简书写远非便捷，但如果当时职业史官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些的话，显然可以称得上轻闲。
大约古远的年代里记事不易，故而能短则短——《竹书纪年》也是这种体例，只是时间上更加粗疏一些，大多只精确到年；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有《编年记》，李学勤认为应该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奏疏中“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一语中所谓的《秦记》一类的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和《竹书纪年》很像，简略到人类理解力所能达到的极限；至于他山之石，汪荣祖曾举西方上古编年史为例，巴比伦人的历史记录竟然和《春秋》如出一辙：
十年八月，拿布破沙尔集阿卡之兵，进军幼发拉底河（Inthetentwyear，Nabopolaasar，inthwmonthofIyyar，musteredthearmyofAkkad，andreacheduptheEuphrates）。
苏胡与辛达奴人未御之，献礼以谢（ThemenowSuhuandHindanudidnotfightagainsthim；theirtributetheylaidbeforehim）。
十一月，闻阿沙锐亚之军据瓜城，拿布破沙尔率师击之（InthemontwofAb，theyreportedthatthearmyofAssyriawasiwthecityofQablinu，Nabopolaasarwentupagainstthem）。
十一月又十二日，击阿沙锐亚军，大败之（InthemontwofAb，the12thday，hwdidthebattleagainstthearmyofAssyriaandthearmyofAssyriawasroutewbeforehim，andgreathavocwasmadeofAssyria）；俘虏众多……遂克瓜城（Prisonersiwgreatnumbertheylook...OnthatdaythecityofQuablinuwascaptured）。
以上文本如果把人名、地名换掉，文字风格再稍微润色一下，插进《春秋》几乎可以乱真，只是不知道巴比伦人的字里行间是否也藏着什么微言大义。
另一方面，按照传统意见，这样的笔法属于史事记载的两种主要体例之一，并非全貌——《汉书·艺文志》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虽然左史和右史的职能之分在《礼记·玉藻》里完全颠倒，但这最低限度也能说明古代的史官有可能是存在两套书写传统的：一是记言，记录的是重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尚书》里就多是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是铸在青铜礼器上的，长篇大论在所多有）；一是记事，就像《春秋》这样的体例，言简意赅，不温不火，如同《人民日报》上的新闻标题（虽然《春秋》该不该被归到史官系统里，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清代，龚自珍提出六经是“周史之宗子”，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互相彰明，认为《春秋》是“记动之史”。如果保守地采信此说而不作任何铺张的引申（龚本人的学风恰恰与此相反），《春秋》文辞之简约自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前人简约，后人就不得不冗长了。为了搞清楚这无比简洁的记载到底是什么意思，“《春秋》三传”便已经颇费唇舌，而在更后的世代里，人们为了搞清“三传”的意思，又写了无数的书，发了无数的议论，这恐怕都是《春秋》的原作者或原编者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