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解经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一个对与错的标准。这个标准在经学世界里是确凿无疑的，即是否符合孔子的教诲。
但问题是：孔子的教诲究竟是什么，究竟有哪些，这是很难搞得清楚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家的经师各自宣称传承孔圣之旨，而这三家对同一段经义的解释又往往大相径庭。《公羊传》对“夏四月，郑伯克段于鄢”的解释是：
克之者何？杀之也。
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
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段者何？郑伯之弟也。
何以不称弟？当国也。
其地何？当国也。
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译文】
问：“克”字是什么意思？
答：是“杀”的意思。
问：既然是“杀”的意思，直接说“杀”不就行了，为什么要用“克”字呢？
答：这是为了强调郑庄公之恶。母亲想立段为国君，自己却把段给杀了。不如不给段地盘好了。
问：段是谁？
答：是郑庄公的弟弟。
问：《春秋》为什么不称段为弟？
答：因为《春秋》把段当作匹敌一国之君的人物。
问：《春秋》写明克段的地点又是为什么呢？
答：也是因为《春秋》把段当作匹敌一国之君的人物。
问：可是，齐人杀公孙无知，为什么就不写明地点呢？
答：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国都之内。这类事情如果发生在国都之内，《春秋》就不写明地点；而如果发生在国都之外，但谋乱被杀之人并没能匹敌一国之君，《春秋》也不会写明地点。
《公羊传》的解经，基本上是从《春秋》的文本本身字斟句酌而来的，非常细腻，但是，它似乎并没有把所有该解释的内容全部解释清楚，这就需要研究者的细心发现了。比如，《春秋》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在一些专家的眼里，这个“夏五月”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记载——虽然不像“春王正月”那样博大精深，但也一样表达了孔子的特殊用意。孔子为什么不记“夏，郑伯克段于鄢”，而偏偏要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呢？微言大义就在其中。
按照《春秋》被发掘出来的所谓义例，郑庄公讨伐叔段属于“讨贼”的情况，而讨贼应该只记时（季节）而不记月——这就是何休所谓的“讨贼例时”。
问题出现了：既然“讨贼例时”，克段一事就应该被记作“夏，郑伯克段于鄢”，而孔子特地注明“五月”，究竟有什么深意呢？何休解释道：“这是批评臣子没能以时讨贼，和卫国人杀州吁同例。不依‘讨贼例时’的惯例，因为这件事里主要的过错是亲亲之道的丧失，所以孔子就不把它当作严格的讨贼事件来记录了。”进一步的解释是：“如果按照讨贼的惯例，这里应该称‘郑人’而非‘郑伯’，就像齐人杀公孙无知的语法结构一样。孔子这里主要批评的并不是讨贼太慢，而是郑庄公有失亲亲之道。”
何休说这个“夏五月”的含义和卫国人杀州吁同例，这就可以两相比较，从中发掘圣人深意。这是解经的一个传统手法，《礼记·经解》简述群经要义，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郑玄解释说：“属”就是“合”的意思，这是说使人能够将不同的文辞与事件进行联系、对照，以判明是非，这得益于《春秋》的教化。更有人（如陈亮）认为，“圣人经世之志，寓于属辞比事之间”。
从元代起，科举考试就曾经因为《春秋》的这一“属辞比事”的特点而推出过一种特殊的出题形式：合题，即合《春秋》数事为一题，让考生通过这数事的联系、对照来发挥其中义理。何休这里所作的属辞比事正是元明以来科举合题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