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心”或“原心”的理念自汉至清，是被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其好处是无心之失容易得到原谅，流弊是诛心很难有确切标准，而且做了错事的人即便是因为能力问题或客观环境问题，也很容易被判断为道德问题。但无论利弊，这一观念毕竟是真实、普遍而久远的，而且绝不仅限于《春秋》之学。后来王守仁讲“知行合一”，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动了恶念便等于有了恶行，所以必须时刻提防那一念之不善，是为另一层意义的诛心。
诛心之原本，实为重动机胜于重结果。可以再看《诗》学里的一个例子。据《韩诗外传》，高子问孟子道：“婚姻大事当然该由父母拿主意，做儿女的只能服从安排，可是，那个卫国女子居然自己说要嫁谁、不嫁谁，这不是违反正道了吗？那为什么她的诗却被编选进了《诗经》？”
高子说的这位卫国女子是卫懿公的女儿，她被收录进《诗经》里这首诗就是《鄘风·载驰》。《列女传》讲过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当初，齐国和许国一起来卫国求婚，卫懿公想把女儿嫁给许国，女儿却说：“齐国是大国，离我们也近；许国是小国，离我们又远。如果把我嫁到许国，将来要是我们卫国有了难处，有谁能来帮助我们？”
但卫懿公没有接受这个意见，还是把女儿嫁到了许国，这就是许穆夫人。后来狄人攻破卫国，许穆夫人忧心如焚，想要回国救亡，却受到了许国大夫们的阻拦，忧愤之中写下了这首《载驰》。
高子问孟子的就是这件事。许穆夫人当初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这是有违礼数的，她的诗怎么可以被收入《诗经》？高子的话同时还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一篇作品，如果作者本人道德有亏，作品再好也是不值得流传的。这与其说是道德苛评，不如说是人之常情，人们总是爱屋及乌，也总是难免恨屋及乌。
面对高子的问题，孟子的回答是：许穆夫人的初衷是值得称赞的。如果没有这份初衷，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婚事当然是不合礼的。就像伊尹作为臣子放逐了作为君主的太甲，假如没有伊尹那份良好初衷，这样的行为就是篡逆了。处事的方法有两种：恒久不变的原则叫作“经”，变通而合宜的措施叫作“权”。许穆夫人的所作所为只是通达权变罢了。
有经有权，既讲原则也讲变通，这也就是孟子那个著名命题“嫂溺援之以手”的道理。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既要讲原则性，也要讲灵活性，但灵活性必须以更大的原则性为依归，即“取舍去就之间不离于道，乃所谓权也”，或者说以权补经，而非以权破经，正所谓“法不能无弊，有权则法无弊”。经权之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祭仲废君，《公羊传》赞其知权。如何判断这个“权”是否合适，办法就是“原心”。在许穆夫人这个例子里，经过一番原心，可以认定许穆夫人的所作所为属于权变，所以就可以免去非礼的罪过。还可以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由董狐把这件事记载到史册里去，许穆夫人那些“非礼”言行的本身很可能就会被完全抹去的。
而另一方面，祭仲也好，许穆夫人也罢，是否真的知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要借助这些故事以阐明知权之义。乃至鲁隐公是否真有让国之心，齐襄公是否真有复仇之意，宋襄公是否真能行仁义之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借此来阐发让国、复仇与仁义的义理，这就是公羊家的“《春秋》借事明义之旨”。《春秋》因此而成为一部寓言之书，史实的真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其中所要阐明的义理，如皮锡瑞所谓：“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其理论依据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如此，则考据精当、逻辑自洽反而属于章句小道，如冯班称道汉儒：“汉儒释经不必尽合，然断大事，决大疑，可以立，可以权，是有用之学。”
如果在“原心定罪”“借事明义”与“有用之学”的经学背景下再来考察郑伯之克段，能否把事情说得圆倒在其次，关键是要阐释出“正确”的政治哲学。再看杜预，他认为叔段明明是出奔而《春秋》书之为“克”，是孔子特意更改旧史，用这个杀气腾腾的“克”字表现郑伯的杀弟之心。应该可以这样理解：所谓“郑伯克段于鄢”其实就是“郑伯杀段于鄢”，就像明明是赵穿弑君，董狐却记作赵盾弑君一样，并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诛心以示大义。
经学要讲的是政治正确，为了这个高尚的目的可以罔顾事实。所以，“郑伯克段于鄢”的经学含义就是：郑庄公这个不称职的哥哥杀了叔段这个不称职的弟弟。即便《左传》明文记录了叔段并未被杀，而是出奔共地，但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叔段确确实实被郑庄公给杀掉了。于是，叔段便在“事实上”被郑庄公给杀掉了。
刘炫在这点上解释得非常到位，他是把“克”字理解为攻杀的意思，说《春秋》用“克”字并非写实，而事实上叔段是出奔，并非被杀。正因为《春秋》的这个记载不符合事实，所以《左传》出来解释，说“克”字描写的其实是郑庄公的心理事实。孔颖达在刘炫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说孔子书“克”不书“奔”，准确写出了郑庄公的险恶心理，表达了对郑庄公的贬抑之情。
《春秋》所衍生的这种思想实在影响深远，我们不必把目光放得太远就可以看到无数的例子。比如几十年前书报杂志刊登的一些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照片，在政治上被打倒的人同时也会在照片上消失——这些底片挖补工作就是新时代的春秋笔法，当一个人在“义理正确”的层面上被打入另册之后，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便也跟着不复存在了。
《左传》对郑庄公的批评一个是“讥失教也”，一个是“谓之郑志”，学者们普遍认可《春秋》对郑庄公持批评态度，对批评的轻重程度却很有分歧。汉代经学大家服虔认为郑伯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想要杀掉弟弟，所以故意养成其恶，等火候一到自己就放手来做。而孔颖达则以为：《春秋》只是责备郑庄公对弟弟“失教”，并没说他一开始就有杀弟之心，因为从逻辑上讲，如果郑庄公一开始就意在杀弟，这叫作“故相屠灭”，哪还说得上什么“失教”？而且国君处置臣下，扼杀谋逆于摇篮之中是理所当然的，就算臣下恶行未彰，国君也大可堂而皇之地生杀予夺，何必非要等待恶行彻底暴露的那一刻？所以服虔说郑庄公从一开始就有杀弟之心，这就属于诬蔑了。
两相比较之下，孔颖达的解经还算比较踏实的，但即便《春秋》确定是孔子所著，孔子在遣词造句的时候是否也像孔颖达一样深思熟虑，这可就说不准了。说到底，“郑伯克段于鄢”仅仅六个字而已，如此简略的叙述给了经学家们无穷的解释可能，到底谁说得对，却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服虔和孔颖达的对垒当中，至少后者更能够自圆其说。
另一方面，未必可靠的事实造成了真实不虚的影响，如欧阳修《新五代史》模仿《春秋》笔法，攻城略地所用到的动词共有两个：一是“取”，表示不大费力就攻下来了；一是“克”，表示攻取之艰难。一部《新五代史》就这样书法谨严、褒贬分明，赵翼誉之为“虽《史记》亦不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