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道家呢？老子在秦献公时期西行入秦，这也是秦人的一大骄傲。更重要的是，秦献公的确曾想用老子为丞相治国，只不过老子本人坚辞不受罢了。秦献公是目下秦公嬴渠梁的父君，也是继穆公之后最有作为的一位秦国君主。秦公在《求贤令》中数落了几代祖先，但对父君秦献公却是推崇有加的。他会拒绝父亲曾经很赞赏的道家么？也很难说。至少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秦公厌恶道家。再说，来栎阳后，卫鞅还听侯赢讲过，秦公曾想请百里奚之后裔治秦，而那位老人据说是操道家之学的。
至于儒家和墨家，卫鞅相信秦公不会选择。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最蔑视秦国，秦人也最厌恶儒家。儒家士子不入秦，几乎是天下皆知。儒家的仁政、礼制、恢复井田制等根本主张，秦国也和列国一样嗤之以鼻。秦公不会看中儒家，至少有两个事实根据。其一，上大夫甘龙就是东方甘国的名儒，权力在嬴渠梁即位后却日渐萎缩。其二，秦国《求贤令》发出后，曾秘密要求在各国活动的密使，尽可能少的使儒家士子入秦。墨家呢？虽然是天下最简朴最勤奋最巧思最主张正义且最有实际战斗力的团体学派，但墨家的“息兵”和“兼爱非攻”两点为政主张，在任何一个战国都是行不通的。如果秦公要选墨家，可说最容易，因为墨家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以秦国南部大山为学派总院，和秦国大有渊源。
那么对法家呢？法家是战国变法的火炬。凡欲强国者必先变法，已经成为战国名士明君的热点话题。然则推行法家之学的根本前提，是国君的决心彻底与否？法行半途，不如不行。楚国的半途变法造成的不伦不类，正是最为惨痛的前车之鉴。秦公熟悉法家么？不熟悉。秦公喜欢法家么？不清楚。秦公能以法家为唯一的治国之道么？更不清楚。卫鞅清醒的知道，推行王道礼制，未必需要国君与主政大臣同心同德，只要国君不阻挠即可。而推行法制，则必须要国君支持，而且要坚定不移的支持，君臣始终要同心同德，否则，法令难以统一，变法难见成效。列国变法的道路，无一不铺满了鲜血。韩国申不害尚只是整肃吏治，已经是血雨腥风了，更何况天翻地覆的彻底变法？象秦国这样的赤贫国家，非强力法制无以拯救，法制推行如排山倒海，激起的回力亦是天摇地动，没有同心同德力挽狂澜的君臣相知，变法者自己就会被混乱的动荡无情的吞噬，谈何强国大志？
如何试探？卫鞅一时想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不能急躁。
秋风清凉，卫鞅耳边响起一个苍老旷远的声音，“计国事者，当审权量。说人主者，当审君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士虽有圣智，非揣摩细究，真情无所索之。此，谋之本也，说之法也。错其人，勿与语。此，名士择君之道。慎之，慎之。”
这是老师精研历代名士的成功与失败后归纳的《说君》。当初讲解时，卫鞅似懂非懂，惟强记在心而已。十年之后，当自己历经坎坷曲折而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刻，这段警语却油然浮上心头，使他顿时清凉醒悟——即或有圣者智慧，也当审视君情；要索得君主内心的真正选择，就必须揣摩细究反复试探；“错其人，勿与语”，若国君不是自己所持主张的当说之人，就不要对他陈述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是名士选择君主的根本点。那么，自己该当如何试探秦公的真正抉择呢？
太阳落山了，卫鞅打马入城，来到内史景监的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