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谭嗣同以及岑春煊三人的钦命江苏观风使也是二月二离的北京，当然是微服——不管是鹿传霖还是瞿鸿机，都是代表着一种思想流派，京中，甚或全国各地，都有无数的人在关注着这场江苏的政争，斗争的双方就是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在慈禧等顽固派势力在皇室即国家权力的核心阶层己经倒下，以翁同龢，徐用仪等人为代表的旧学保守派先后失宠，而以奕忻李鸿章为代表的新学洋务派纷纷得势。这一场新老学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就象西北那个伊斯兰教的新老加派的斗争一样，在面临强大外来压力的时候会妥协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团结，但是一旦这种外部来的威胁减弱，又会不可避免的争斗起来。
如今便是国家的外部压力已经比十年八年之前要好得多的多，除了南北两面的俄法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安定因素之外，国家没有大的外患，陕西甘肃青海那边的乱子虽然不小，但是在两派人士眼中看来，那些不过是疥癣之疾，不能端正思想才是心腹之患。国内的各项新政推行所产生的新老思想的斗争成了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矛盾。
能调和就调和，镇压不是最好的办法，对于这样子的国内思想不统一，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在我威权日重的今天，大规模的反抗是不可能在思想界出现的，而我作为一国之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倾向性可以有，但是也不能太过打压另一派，毕竟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国家，也是一种信仰。而国家要向前发展。也需耍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若是政治气氛太过肃杀，也不是一个适合发展的环境。
一样。与国家的发展一样，这种思想界地整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等到哪一天国家真正强大了，这些政争反而对国家有益。如今嘛，是有一些消极作用的。旧式地思维思想会与新学抢夺人才，抢夺资源，这些都是危害。而我能做的。就是通过我特殊的地位去调和这种冲突，尽可能的将这种冲突朝有益的方向引领。今次江苏的新旧政争，我只会仅限于瞿鸿机所弹劾的腐败罪名地有无上，而不会牵扯到新旧思想的肯定于否定上——我地行动来表达就行了，不需要再用言语去重复。
当然。身在紫禁城的我并没有远在一线的梁启超等人了解得多，有些事情还得他们实地的调查才能得出结论。我担心地是他们初担重担，一心想立功，把事情无限放大，又或者无事生出事情来。这样就有悖于我的初衷了。反腐固然是要进行，但是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大局，眼下西面的内政有些紊乱，东部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定的局面，沿海地区是工业革命的摇篮，稍有动荡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发展地进程。所以，在他们出发前的陛见时我特意向他们强调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只要不牵涉到鲸吞国家藩库，地方上有些什么不公正，抑或是官*商*勾*结的事情可以不加理会，在目并的阶段，但凡是对工业进程有好处的，哪怕是有一些有违律法的事情，睁只眼闭只眼都是可以的。
虽说谭嗣同与岑春煊目光灼灼看上去很有一番立功的心思，但是为正地梁启超经过这几年历练下来，稳重了不少，令我放心了许多。三人辞了出去，我的心思也就不再放在江苏那一省上了。
与法国人的关系很是微妙，善耆从欧洲发来电报汇报了在法国访问的成果，法国的农业部很有兴趣在远东展开合作计划——因为善耆表示愿意付出金钱来购买法国的技术——这让法国人很有兴趣在未来的若干年里把在中国的商业份额提高到足以与德国人相媲美的程度，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原因还是在于德国，德国的崛起源自于陆军，而陆军代表的便是德国的大地主阶层，在新兴的工业界代表的海军在远东取得商业上的突破性进展之后，陆军除了一些军官的培训之外，没有给他背后的那个阶层带来任何好处。为了平息德国人的不悦，善耆还必须去德国扔出一些订单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