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一出，旁听席起了些细微的骚动，没异议？那还辩什么？“法庭魔术师”这就认输了？
沈予白握着笔的手顿了顿，抬眼看向程砚。两人目光在空中短暂相接，程砚的眼神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种沈予白不太熟悉的温和。
“但是！”程砚话锋一转，“辩护方认为，在量刑上，有以下几个情节需要法庭予以充分考虑。”
他没有去纠缠证据链里那两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瑕疵，沈予白研究案子时就发现了，他相信程砚也一定看出来了，但程砚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第一，自首情节。”程砚翻开一份文件，“被告人张叁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向纪检监察部门投案，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
“第二，立功表现。”他继续道，“被告人不仅交代了自身问题，还提供了其他三名司法人员违纪违法的关键线索，目前相关部门已立案调查。这属于重大立功表现。”
旁听席安静下来，这些是事实，但通常在这种场合，辩护律师会更倾向于攻击检方证据，而不是老老实实承认事实只求量刑从宽。
程砚的声音在法庭里平稳地响着：“第三，关于犯罪动机和赃款去向，本案所有受贿款项，均有明确流向，全部用于支付妻子、子女的医疗费用，以及孙子高昂的康复治疗。辩护方提交了银行流水，医院票据等证据共四十七页，证实被告人未曾将任何一分钱用于个人享乐。”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合议庭成员：“法律惩罚犯罪，但也考量人性。被告人在接连失去三位至亲后，独自抚养患有孤独症的孙子，每月康复费用近三万元，这是他工资完全负担不起的。”
法庭里更静了。
“第四，”程砚的声音低了些，却更清晰，“被告人从事司法工作近四十年，此前从未有过任何违纪违法记录。同事评价、历年考核材料均显示，他曾是一位勤勉尽责、秉公执法的法官。本次犯罪，是在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精神濒临崩溃下的错误选择。案发后，他深刻悔罪，卖了唯一的房产，主动退缴全部赃款。”
他合上手中的材料，看向审判席：“辩护方认为，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全部情节。检方建议量刑十年，未能充分考量上述因素。辩护方恳请合议庭，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量刑，并考虑适用缓刑的可能性。”
程砚坐下了。
没有激烈的交锋，没有程序上的纠缠，甚至没有一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的话。整个辩护意见清晰、克制，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力量。
沈予白握着笔，指尖微微发紧。他准备好的质证意见，针对程序瑕疵的反驳，突然都派不上用场了，程砚根本没往那些地方走。
他抬眼看向辩护席，程砚正低头整理文件，侧脸专注。沈予白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程砚在一次模拟法庭上说过：“老师，我觉得最好的辩护不是把对方打倒，而是让法庭看见完整的人。”
那时候的程砚眼睛发亮，满是理想主义的锐气。后来他成了“法庭魔术师”，擅长用各种技巧赢得漂亮，沈予白以为他早忘了那些话。
原来没忘。
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沈予白代表检方发言，他依然严谨地阐述了犯罪的严重性、对社会公正的损害，但语气里少了几分惯常的凌厉。在回应程砚的辩护意见时，他甚至承认：“检方认可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但认为其身份特殊，作为司法人员知法犯法，应当依法从重惩处。”
“辩护方同意司法人员犯罪应当从严惩处，”程砚立刻回应，“但‘从严’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刑法设置从轻、减轻情节的意义，正是在于让法庭在裁量时，能综合考虑被告人的全部情况，作出既合法又合理的判决，机械地顶格量刑，并非司法公正的体现。”
两人的交锋克制而专业，更像是一场法律观点的交流，而不是针锋相对的对抗。旁听席上有人小声议论：“这程砚转性了？”“不像他风格啊。”“但说得在理。”
休庭合议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再次开庭时，审判长当庭宣判：
“被告人张叁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