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胜这话里的暗示再明显不过，那位 “贵客” 十有八九是南衙的人，可他从头到尾没提 “军队”、“军需” 半个字，只含糊称作 “有身份的主顾”。
这般说辞，既撇清了恒荣祥 “定制军服” 的嫌疑，又把后续 “衣裳变军衣” 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仿佛恒荣祥只是做了笔再普通不过的买卖。
郁修明自然听懂了这层机锋，却不能就此打住，有些证词必须从徐达胜口中明说出来，才能作为依据。
他往前倾了倾身，继续追问：“既只是普通买卖，那为何你号所制之衣，会穿在南衙军士身上，被指认为军衣戎服？”
徐达胜立刻露出一副无辜又无奈的模样，摊开双手，语气诚恳，“大人，这小人是真管不着啊！”
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我们做买卖的，讲究的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客人买了衣裳，是自己穿，送亲友，还是拿去做别的用处，我们哪能干涉？
就像绸缎庄卖了绸缎，总不能管客人是做新衣，还是做帐幔、荷包吧？”
这话说得有理有据，郁修明一时竟无法反驳。
徐达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必须把 “定制” 的关节彻底撇开，只留下 单纯市场交易的事实。
军队在外征战，缴获的物资除了按规矩上缴朝廷的分成，剩下的本就可自由处置，南衙将官在市场上采买物资，本就合乎惯例。
不过祝明月更认为，这背后其实是朝廷制度的漏洞，财务、供给、采购、监督各环节相互脱节，底下的将官手握极大自主权，朝廷只能放任自流。
有良心的主将，会采买衣物、食物当成福利，发给底层军士，让他们能过得更好些。
没良心的，就把物资克扣下来，要么转卖牟利，要么只留给自己的亲信，可怜那些军士南征北战，最后除了一身伤病，什么都落不着。
徐达胜脸上依旧是那副事不关己的神情，语气却多了几分感慨，“说句实话，小人后来听说衣裳被南衙军士穿了，心里还挺高兴的。
毕竟这衣裳能穿在保家卫国的军士身上，也算是‘穿得其所’，总比堆在库房里发霉强。”
他飞快地扫了郁修明一眼，见对方没反驳，才继续往下说：“可谁能想到，竟会因此被人误会成‘私造军服’，还把小人传到大理寺来问话，这实在是冤枉啊！”
恒荣祥在这桩事里，唯一 “错” 处，就是生意做得太大了。
一下子包圆了数万大军、好几个卫的衣物需求。
少府监身为朝廷要署，常年账目混乱、积弊难清，效率低到连军士的衣衫都无法按时发放。
两相对照之下，恒荣祥的迅捷高效，反倒成了“过错”，岂非莫大讽刺！
徐达胜话锋一转，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进而说道：“何况，这到底何为‘军衣戎服’，还有的说道呢！”
郁修明略略抬眼，目光中透出几分深意，“你且细说，不得有半分隐瞒。”
徐达胜清了清喉咙，原本微弯的腰背不自觉地挺直了些，声音也沉了下来，“大人容禀，在下敢问，究竟是依朝廷定式缝制的才算军服，还是凡被兵士穿在身上的，皆可视作军服？”
这问题颇有些“白马非马”的狡黠意味。
后堂的沈光赫听得心头一紧，他是少府监织染署令，最懂军服规制，也明白这一问的厉害之处。
历代皆有《舆服志》详载礼仪服饰，自天子至庶民，衣冠佩饰皆有法度，不可错乱分毫。
大吴自然也有这般规制，可最近十几年，少府监怠惰成习，物资时有短缺，各军卫常常领不足规定衣物，只得新旧混搭、补缀再三，一眼望去，几与杂牌部队无异。
能如右武卫一般，全军上下衣装齐整的，实在寥寥无几。
徐达胜生怕大理寺和御史台的官员不熟悉这些冷门细则，特意补充解释，“依朝廷定制，士卒戎服多为暗红色或赭石色，面料用的是粗纻布；将官的服饰则用绢绫，比军士的料子更讲究。”
他顿了顿，掰着手指细数，“这纻布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长安、洛阳织染署下属的布坊，专门织造军服专用纻布，用的是双经双纬织造法，质地较民间麻布紧密许多，边缘还会织入简化的甲胄暗纹，民间织机根本仿制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