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宜然老神在在地点点头，接过话头，“以易水名墨和上等紫毫的身价，投书者平日用的纸，要么是宣州楮皮纸，要么是硬黄纸。
这两种纸质地细腻，才能配得上这般好笔墨。”
顾嘉良适时补充，目光扫过投书里凌厉的字迹，“硬黄纸多用于抄写佛经，以示庄重求不朽。”
这字里行间的戾气都快溢出来了，想来书写者该是不信佛的。
历宜然立刻采纳了后辈的见解，果断道：“那就只剩宣州楮皮纸了。”
这话一出，屋中几位官员的脸色都变了。
宣州楮皮纸、易水名墨、上等紫毫，这三样东西单独看已是珍品，能同时凑齐且日常使用的人家，在长安城里屈指可数，远比用蜀麻纸、潞州松烟墨的人家少得多。
此前三司官员还猜测，投书者境遇变故是突遭横祸、家道中落，可从纸墨来看，他的日常用度反而愈发富贵，分明是一朝得势的模样。
既是得势，为何字里行间的不忿却止不住？
是为当年纨绔戕害民女的旧事愤懑，还是眼看少府监贪污国帑而愤慨？
虞建元沾染了江南文人的雅致，虽不到殷博瀚那般极致，却也在朝中小有文名。
他平日练字，少有将易水名墨与宣州楮皮纸同时用上，此刻想到投书者竟如此奢侈，心中对其身份的好奇更甚，连忙追问：“历老，除了纸墨，你还能看出什么异常？”
历宜然俯身，将两份文书并排放好，手指指着字迹的起笔处，沉声道：“投书者该为女子。”
不是“他”，而是“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