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川首相微低着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给瑞士银行存入50亿吧。虽说难以接受，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如果再继续不断地死人，就实在受不了了。”
老首相显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怎么能不难过呢？只是在6天以前，还断然拒绝罪犯的要求，发出向罪犯挑战的宣言。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号召国民和政府共同与罪犯“浴直奋战”。现在却屈服于罪犯的威胁，而撤回宣言。失败的苦恼深深折磨着早川。
首相的成信何在呢？
全体同僚也同样威信扫地，强硬的态度顷刻间烟消云散。
近五百人的死亡有什么价值？在战争中，死去的何止几万、几十万。那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出必要的牺牲。作为法治国家，为了维护法治的尊严，也应该向罪犯全面宣战，那使数百人做出牺牲，也应在所不惜。虽然大家都想这样说，但却难以启齿。正义面对现实，往往显得软弱无力。
坚持强硬态度是容易的。但是，这可能导致在下一次大选中败北。交通集团已强硬地提出自己承担50亿元。财界必非常强烈地要求付出50亿元。
社会舆论也急速地倾向于这种意见。
政府的失败似乎已成定局。
“有什么别的意见吗……”早川环视大家询问着。
无人回答。
“向罪犯屈服，除此没有别的办法了。”早川作出了决断。
井上警察厅长官的视线，落到桌子上。
似乎自己的身体沉重得要沉陷于地下。首相的决断已经作出，一二小时之后，就将发表屈服罪犯要求的声明，继而向银行存入50亿元。
犯人就会永远在黑暗中消失。
一个时代终结了，这种感觉强烈地震撼着他。这是一个法治严厉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时代，是轻视法律时代。类似的犯罪行为还会发生。人人无视法律的威严，法作必然屈服于罪犯的威胁。
他将是在犯罪者面前曲膝折腰的第一个警察厅长官。
“官房长官的电话。”不断打来的电话中，有—个是给川崎的。
川崎拿起电话。
“官房长官吗？”话筒中传出低沉的声音。这声音响起的瞬间，川崎的身体就难以自制地战栗起来。这是使他想忘也难忘的那个人的声音。
“是的。”
“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听得出。”
“那么，听好。政府可能对我的实力有些误解。在这里，我给你们的是最后通告。宣布撤回以前的要求。”
“撤回！”川崎的声音就象悲呜。
“是的，我已有别的要求了。”
“什么要求。”
焦躁把川崎埋没了。这里的电话还没装上监听装置。
“是这样，你们必须绝对满足我的要求。你们没有拒绝我的条件。也许你们也清楚这一点。”
“……”
川崎说不出话来。听筒里那个男人低沉的声音，在川崎的感觉中，有如磨房中磨盘之间挤压出来的声音，其中所包含的重压，就要把自己压垮。虽然罪犯提出收回50亿元的要求，却反而加剧了川崎的恐惧感。
全体阁僚都凝视着川崎。
“听着，3天之内，必须释放所有监狱在押的犯人。”
“喂！等等！你这小子是在正正经经地说话吗？”
川崎怒吼起来。
“是在正经说话。”
那男人的声音非常冷静。
“这种要求，是可能的吗？！”
“3天以内，10月18日夜里12点是最后期限。到那时犯人得不到释放，又会有大批的国民死在你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