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鸣鸣坐在人群之中，拿了一本白册翻开，一边等饭，一边和他们聊天，记录他们家里的情况。
这个村子不大，只有四十多户，此时家家户户都有人在这里，彼此都知根知底，村长也在此处，家里有多少口人，有几亩地，一问一着，很快就能把信息收集完成。
第二天再查漏补缺就行。
建国十七年了，第一代新生儿都长大成人，大多开始加入工作。
有的正好踏着十六岁这个底线成婚，已经是新手父亲或者母亲，所以每户家里人口都不少。
赵鸣鸣看完统计的册子，有一户人家，是建兴三年落户于此，当时只有一家三口，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他们家现在已经繁衍成一户十八口人。
两房兄弟年纪都不轻了，却至今没有分户。
赵鸣鸣很疑惑，一边询问他们家孩子的上学情况，得知不管男孩女孩，到年龄都能上足五年义务教育，便赞许的点了点头。
能够不拘着家中孩子上义务教育，这就是颇有远见的家庭了。
已经很有基层经验的赵鸣鸣知道，即便朝廷的义务教育不要束脩，也不要书费，可依旧有很多人不愿孩子去花费时间去读书。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都认为读书是白费时间和精力。
因为读书五年，也只是认字和识数而已，既不能当官，也不能因此学得什么技能比别人更容易找到工作。
因为外面到处都是读过三年和五年书的人。
耕作、苦力、跑腿、伙计这些卖力气的工作并不需要人认字和识数。
在他们看来，孩子只要会走路就可以开始干活了，三岁拔草，五岁插秧是基本操作，七岁已经可以当半个大人使用了，十二岁放在他们那个年代，都可以说亲准备做父母了。
所以让他们把七岁的孩子送进学堂读书，就是在与家庭争夺劳动力。
他们不仅不能让孩子劳作，还得白费五年的伙食费，而且，读书除了束脩和书费外，还要买笔，买纸和买墨水，这些都是额外的支出。
算计着这些钱，他们便不愿意让孩子去读书。
义务教育宣传工作一直是各地县衙礼房的重中之重，每年为了让那些家长送孩子去上学，礼房和县衙的人是绞尽脑汁。
为了实现“不丢下一个孩子”的目标，每年礼房是兵家三十六计全都用上，跟家长们斗智斗勇，恩威并施。
前不久开学季，县衙里就枷了五个人，就是苦劝都不愿送孩子去上学，最后县令一恼，直接把人给枷了示众，最后还拉去修桥铺路，足足服了一个月的劳役才把人放回去。
那之后，许多犟着不肯送孩子上学的人才服软，即便不开心也会送孩子去上学。
赵鸣鸣此时就一边记录一边夸刘家有远见，“送孩子上学是对的，现在外面找工作，就是洗个碗都要问识不识字，会不会数数，有没有学堂毕业证。”
“都是跑堂的，读过五年书的就有可能升账房，升采买，没读过书，不识字的，进去是跑堂，出来的时候还是跑堂。”
一旁的村民们连连点头，纷纷应和道：“现在外头找工作难了，没上过学的吃亏，只是上过五年学堂的也吃亏，还是要有一技之长。”
范连音，“是啊，现在朝廷不是新开了许多技校，五年义务学出来，即便考不进县学和郡学，也可以选择去读技校，学得一技之长，也好找工作。”
墨家经过秦汉之后虽然许多技艺丢失，但在民间的地位没有如后世那般被压缩到底端。
匠虽然几百年来都需要依附于朝廷或者贵族，却因为先秦墨家留下的学说在民间有一定的声望。
华国成立之后，皇帝亲迎墨家巨子进京，不仅封墨家巨子高官，她还亲自参与一些墨家机关设计。
天下皆知，傅庭涵就是一个极出色的墨子，因此匠人的地位提高不少。
且华国成立之后，贱籍渐消，不论是士农工商，还是兵乐奴等籍都不再有明显的区分。
连奴籍都因死契取消而消亡，民间从此只有雇佣合同，不再有奴籍。
也因此，自汉朝开始的大量贵族隐户消亡，民间再难有大量隐户隐藏。
加之均田制的实行，这些年朝廷轻徭薄赋，时常减免赋税，曾经为了躲避赋税而隐藏的黑户们纷纷出来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