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问道：“听你这意思，后来他儿子就联系不上了？”
社工说：“没有特别的事，我们是不会主动给家属打电话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跟他儿子有没有联系，不过后来外国的包裹是没有寄来了。我记得，是2020年开始的吧，杨建华说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国际快递停了。我们本来也没指望着那点东西，他这么说，没有就没有咯。不过后来疫情结束以后，也没有国际快递寄来过了。”
可怜的老杨，那个令他骄傲的儿子该不会在十几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里面丧生了吧。
秦嘉守也听得脸上都是同情，说：“不管怎么样，先把住院办了。”
社工大概看他年纪轻，问：“……那你的意思，你来给他垫钱？”他把目光调转向我，问我，“他能做主吗？”
我点点头：“能，很能。”
我们先进去急诊室看了一眼老杨。
他还穿着上次a大让我们去火车站接人时发的文化衫，躺在病床上，眼皮松弛地耷拉着，也没完全闭上，露着小半截无神的眼珠子。
第54章
秦嘉守这小半辈子，估计很少跟公立医院打交道，要怎么办入院手续也是一头雾水。幸好我坚持要一起跟来，不然他一个人，要多跑许多冤枉路。
我先去找了急诊的接诊医生，他告诉我已经给老杨挂上了降颅压的吊针，理想的话今天晚上就能醒转过来；还跟我说赶紧先去住院中心登记排号，最近神内科病房紧张，等有人出院腾出床位，我们才能从急救中心转去住院部。
我请社工暂时先在急诊室里照看一下老杨，并问他有没有给老杨带上身份证。
“有。”社工从放在老杨脚后的包里掏出一个蓝色的拉链帆布袋，递给我说，“身份证、社保卡、病历本，都在里面了。”
这是一个老年人中最常见的就诊包，尽管社保卡和病历都电子化了，他们还是相信实体卡片、实体病历本带给他们的安全感。
我打开确认了一下，在病历本的扉页夹层里找到了身份证和社保卡。袋子里还有些零散的检查单、发药单，以及一支老旧的钢笔。
我看见那支笔的第一眼，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貌似跟我百宝箱中的那支钢笔很像？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我把这支笔从袋子底下拿了出来，用手指捏着，在亮处仔细观察。
秦嘉守凑过来问：“怎么了，你在看什么？”
我把钢笔摊在手掌上，示意给他看：“给你看个几十年前的爆款。我家里也有这样的一支钢笔，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我的那支是暗红色的笔身，这支是黑色的。”
他很纳闷地看着这款外观平平无奇的笔：“这支笔哪里特别在哪？”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款钢笔确实毫不出彩，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笔杆是轻飘飘的塑料，笔帽是电镀的金属银色，放在小学周边的文具店里，定价高于5块就没人会买的那种廉价钢笔。
但是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有一支别在胸前的钢笔是一件多神气的事啊。
我把老杨的钢笔放回他的帆布袋里，说：“这你就不懂了吧，特别就特别在，它是一支钢笔。”
秦嘉守拉长了声音说：“哦——”
语气满是不以为然，那意思大概是：我确实不懂，就算你说的对好了。
我也不恼，收好老杨的证件，拉着秦嘉守去住院中心。
人都说三年一代沟，我要是跟他差了两三个代沟，可能还会烦恼一下，忧愁一下，但实际上我们之间可能隔着成千上百个代沟。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这种程度的认知差异烦到头秃也是没办法弥补的，不如干脆躺平接受现实。
我们在住院中心登记了老杨的信息，缴了住院的押金。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下午神内科病房有一个病人要出院，大约3点钟左右，到时候那边办完出院、做完病床的消杀，就会通知我们把老杨转去住院部，让我们先回去急诊室等消息。
到了中午，社工就走了，剩下我跟秦嘉守两个人。我们轮流出去随便对付了一下午饭，回来仍旧看护着老杨。
老杨仍然神志不清，偶尔呓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好不容易挨到了下午三点钟，却没有等来住院中心的通知。我跑了两趟去问，都告诉我再等等，再等等，病床还在做消杀。
四点钟的时候，我第三趟跑去问，住院中心却说：“病房满了，要不你们在急诊室再等一晚？明天上午还有人要出院。”
我霎时明白这是被人插队了，怒从内心头起，质问道：“我们规规矩矩地等了四五个钟头，却告诉我们病房满了？没有这样的道理。”
工作人员说：“你冲我发火有什么用，又不是我插队的，满了就是满了。”
我逼问：“你告诉我，插队的是哪个医生、哪位领导的亲朋好友？我今天非得投诉他不可。”
她白了我一眼，说：“你想想清楚，你家病人还要不要在这个医院看？想清楚了你再去投诉。”
我顿时哑火了。
我脾气上来了可以不管不顾地大闹一场，但是老杨还要在这里治病。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也不可能折腾着转院。
而急诊室的大病房有二十几张床，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实在不适合静养。
回去跟秦嘉守一说，他倒是波澜不惊。医院里的门道他不清楚，但是对这种利用职权行便利的现象，他大概见得多了，思索了一会儿便说：“你给我妈打个电话，什么也别提，就说我今天晚上回不去了，要在这排队等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