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刑不上大夫、罚不及王身的规制，对皇太子的处罚当然不能让皇太子直接承受，而是改由太子舍人晁错代为受罚。皇太子出问题，与太子舍人没有尽到责任有很大关系，处罚太子舍人也是情理中的事。只不过对太子舍人的处罚并不重，只是停止了晁错一年薪俸。尽管这样，刘恒的这一做法也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尽管惩罚并不重，却非常具有象征性，它还表明刘恒了对触犯律法者的严峻态度：不管是谁，只要触犯律法，都一视同仁。
刘恒对皇太子砸死吴王太子一事的处置，可以说已经处理得相当到位了。本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太子作为皇储，也是君王之属，不要说打死一个诸侯王的太子，就是打死诸侯王也不算什么事。
对刘恒的这些处置举措，作为太子舍人的晁错虽然有不同的看法，觉得皇上处置过重，但还是接受了。毕竟无缘无故打死人不是好事，皇上这样处置，也算是警示皇太子做事一定要稳重谨慎，决不能冒冒失失。
晁错早期学习法家思想，后来又学习儒家思想，因此，在他的意识中，既有法家的法治思想，又有儒家的仁义忠孝思想。他赞赏儒家崇尚以德治国的思想，又认同法家崇尚以法治国的治国理念。晁错认为，作为一国之君，既要把黎民百姓放在心中，又要用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既要讲究君臣上下，也要坚持“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天子的绝对权威，也才能确保天下平安。正因为有这种思想，晁错在对待皇太子刘启用棋盘砸死吴国太子这个问题上，内心显得很是矛盾。一方面他认为皇太子因为冲动用棋盘砸死刘贤肯定不对，另一方面又对吴国太子刘贤在皇太子面前缺乏基本的上下等级意识不满，认为吴国太子有失臣礼。
对皇上处理此事的做法，晁错同样感到矛盾。出于对皇太子的情感和对君臣关系的认识，他不希望皇上对皇太子予以处罚，刘启毕竟是皇太子，是储君。但从“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家思想来讲，晁错又觉得如果不对皇太子加以惩罚，就难以让天下民众信服。
尽管晁错有不少想法，但他毕竟只是太子舍人，不可能左右皇上的决定。
最后刘恒狠狠训斥刘启一顿后，把对刘启的处罚转嫁到了作为太子舍人的晁错身上，晁错对此并没有怨言，相反还为能够代皇太子受罚感到高兴。
晁错知识广博、能说会道、善于分析辨别。晁错认为，作为一国之君，既应该有儒家的仁义忠孝思想，也应该有法家崇尚法治的理念，只有把两者很好地结合并运用起来，天下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既和合共生，又运行有序，民得其愿，国得其所，德服四海，民富四方。
基于对这种理想的追求，作为太子舍人，晃错既给刘启传授儒家的治国思想，又给刘启讲授法家的治国理念。晁错以其渊博的知识，用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例子，给刘启生动地讲解那些过往的国王君主治国理政的成败得失，让刘启明白作为君王，必须树立躬行恭俭、罪不及民的思想，要让庶民百姓以地为重，自由种养。要对百姓轻徭薄赋，尽可能使其免遭战争的伤害。晁错对刘启说，作为帝王，要以天下为重，首先要把庶民百姓放在心里。只有皇上心中有百姓，百姓心中也才有皇上。皇上和百姓同心了，天下才能长久。
由于晁错和皇太子年龄相仿，两人又意气相投，晁错的话刘启基本上都能听取。而晁错不仅给刘启讲授治理天下的古板知识，还天天和刘启一起游乐玩耍，无论是射驭书剑，还是礼乐宴游，两人都能够很好地配合，刘启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训练。
刘启对晁错很是佩服，觉得晁错虽然年龄和自己相差不多，却见识不凡，学识渊博，不管什么事，都能够给自己以启发。由于一时的冲动，用棋盘将吴国太子刘贤砸死后，刘启知道自己惹了大祸，心里也感到很是害怕，晁错主动向皇上请罪，说是自己失职，没有阻止皇太子的莽撞行为，为刘恒提供了从轻处理刘启的台阶。
晁错虽然被罚薪俸一年，却赢得了刘恒对他的更为器重，也获得了皇太子刘启对他的充分信任。可以说晁错这次勇于担承的行为，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他由此在刘恒和刘启两父子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完全巩固，不仅刘恒对他信任有加，也成了皇太子刘启的心腹和智囊。
刘恒以超规格的举措处置皇太子砸死吴国太子的事，使朝廷上下都感受到了皇上的宽宏仁慈，可吴王刘濞却并不买帐，不仅没有一点感恩的表示，甚至还对刘恒的做法嗤之以鼻。要不是他联络诸侯国希望一起起兵的想法只得到淮南王刘长不明不白的回应，其他诸侯王都没有回应。如果有一个诸侯王明确答应和他一起起兵，刘濞肯定借自己的太子被皇太子砸死的机会趁机起兵反叛朝廷。
由于没有得到其他诸侯王的明确响应，又鉴于吴国现有力量无法和朝廷抗衡，刘濞最后只好隐忍下来，暂时中止起兵反叛朝廷的念头，但却做出从此以后再也不到京城朝拜，凡京城需要诸侯国参加的重大活动，也只派低级使者参加，根本不派重臣参与，并且不再向朝廷贡奉应该由诸侯国贡奉的财物的不臣举措。
对刘濞的这些做法，刘恒虽然感到气恼，却因为他内心里既对吴国太子的死感到愧疚，又对刘濞心存顾忌，不愿招惹这个强悍的王爷，便彻底改变策略，为显示自己的仁慈孝悌，对刘濞的不臣之举没有采取任何动作，甚至连责备的话都没有，朝中不少大臣对此感到很是不满，认为刘恒这样做太过软弱，强烈要求严惩刘濞，特别是宗正刘郢客，更是态度坚决，几次上书刘恒，要求严惩刘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