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 作者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者钱穆，是钱伟长的叔叔。
序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
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
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
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
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
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
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
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
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
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
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
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
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
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
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
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
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
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这是我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
但由于国家大局之动荡，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写的，感到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也还有，因此此书终于没有写。
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又为旅途匆忙，以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
本来想再就讲演记录把在讲演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
不幸讲演完成，我及负伤养病，在此期间，没有精力对此讲稿，再事改进。
只得就原记录稿有与原讲义旨走失处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润饰了。
将来若偿宿愿，能写出一部较详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则属至幸，而此书得以抢先呈教于读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并在此致谢何先生之美意。
若无何先生这一番督命，连此小书，也不会有仓促完成之望的。
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养病时。
嗣后又有邀约，请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两税制，明代的赋税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资料补入，较原稿稍微充实，然恐尚多疏漏谬误，切盼读者之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钱穆于香港第一讲汉代一、汉代政府组织甲、皇室与政府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
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
只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也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
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
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
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
现在专说汉代政府究是怎样组织的？我们要看政府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职权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