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坤立即退了出去，来到了五十米外的汽车边。
观看了四周，没有发现人，只有几声狗吠。
杨坤想了想，开车向码头方向而去，他要看着高陶两家上了船才放心，到时也好汇报给戴笠。
杨坤到后，将汽车停在了停车场，坐在车内看着船上的两家人。
直到“胡佛总统号”客轮从海面上看不到了，杨坤才发动汽车离开了码头，回去冲洗胶卷。
将胶卷冲好后，拿放大镜看了上面的内容，拿出笔纸，将上面的内容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
然后，他将胶卷埋进了屋外面的关帝庙下面的暗洞里，等将来送回重庆。暗洞有庙挡风雨，很干燥。
此时已经快到四点钟了，这时不是发报的好时机，很容易被日本人的侦讯设备发现，所以杨坤准备早晨七点给戴笠发报，向他汇报本次任务的完成情况，还有就是周林被监视的事。
1939年12月31日，上午十点钟，陈壁打电话给李士群，询问昨晚上的刺杀高陶两家人的情况。
李士群忙喊来了一处处长，查询昨天去高宗武、陶希圣家执行任务的两组任务完成情况。
一处处长焦急的说，到现在都没有发现那十个人回来。
李士群预感不好，急忙让人去高陶两家。
两队人马赶到了高宗武、陶希圣的家中，发现已经空宅一座。
两家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人当然跟那些值钱的东西走了。
在高家找值钱东西的人无意之间发现了地窑，打开一看，钱没有，但却有五个快断气的人。
你想想，地窑一闭上，空气稀薄，哪够五个人呼吸啊。
再到陶家去找地窑，但陶家地窑没人，只有陶家的大门上有血。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
其实这份密约是戴笠让杨坤洗出了照片后，交由专门的人员送到了香港军统站，再由军统的人送交给高宗武和陶希圣的手上。
“汪日密约”在媒体公开披露，使全国同胞更加认清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卖国贼嘴脸，从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促使原先对日本尚存和平幻想的糊涂人士丢掉幻想，清醒头脑，积极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