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对“全盘西化”
全盘西化思潮是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的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西化思想的极端化表现。“全盘西化”思想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论战中出炉的。
“本位文化”是由王新命、陶希圣、何炳松等十位教授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从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在文化的领域已看不见中国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其一，“本位”就是“中国的”与“本土的”，就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其二，“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的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鄙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其三，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但是在吸收的过程中要有选择，吸取其所当吸取者，拒绝所不当吸收者。坚决反对“全盘西化”思想，主张对西方文化“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其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的目的是恢复中国的文化特征。其五，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要抛弃大同的理想，是首先将中国建设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 “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量”。
与“本位文化”派展开论战的是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胡适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而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六十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为此，他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抗拒”，即“中国可以拒绝承认这个新文明并且抵制它的侵入”，不过，胡适认为这种态度“今天没有人坚持”；第二种是“全盘接受”，即“一心一意地接受这个新文明”；第三种是“有选择性的采纳”，即“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弃她认为非本质的或要不得的东西”。胡适反对“选择性现代化”，主张“接受性现代化”。理由是，“选择性现代化”最终“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从而成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陈序经同意胡适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他也同样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陈序经认为，“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下手”。可是，文化又如何下手呢？陈序经的分析是：“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中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
虽然这次论战最终在国民党实行党化运动的情形下不了了之，但“全盘西化”的思潮却一直影响着相当一部分主张激进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每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种思潮就会跳出来，企图继续发挥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再次出现了全盘西化、否定传统文化的主张，一些人主张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方励之、刘晓波，还有《河殇》。方励之曾反复讲到自己是欣赏“全盘西化”的，他解释说，他所理解的全盘西化，即是全盘的、全方位的开放，因为我们的整体文化比世界的先进文化要落后。面临这种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