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下
当年，我的家乡曾是殷汝耕的汉奸政府所在地，那时我四五岁，已经开始记事了。模模糊糊地记得，城北郊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种的都是罂粟。罂粟花盛开时期，色香俱全。而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看得到日本人开的“白面儿馆”，在这些“白面儿馆”里掌柜的大多是高丽人。这些“白面儿馆”以害死无数中国同胞为代价，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赚取资金。街上，日本人、高丽人与国人夹杂在一起，如果服饰相同，很难区分开来。有一次，一个妇女领着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在街上走，因为那个妇女穿着和服，所以我知道他们是日本人。忽然，那个小男孩跑到我面前，拉住了我的手。当时年龄小，见日本人又见得多了，再加上那个小男孩面目和善，所以我心里没有一丝畏惧感，只是有点好奇，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只听他用汉语说：
“我姓桥下，你呢？”
“我姓何。”我平静地回答。
他朝我笑了笑，就跑回妈妈身边，继续走他们的路。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这一举动的意图。如果这位桥下先生还健在，如果我还有机会见到他的话，我一定要当面问个清楚，不过这样的机会恐怕不会有了。倒是“桥下”这个姓让我很感兴趣，除好奇之外，让我想起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真正的“桥下”。
要说“桥下”，得先从桥说起。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在我家乡的那个城市，有一座横跨北宁线（现在的京哈铁路）的大桥，全钢筋水泥结构，坚固无比。这座桥曾经是我上小学时的必经之路，也曾经在桥上与当时站岗的美国大兵有过友好的交往。就是这座历尽沧桑的大桥的桥下，给我的大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
解放前，这座大桥的桥下是一个小广场，广场不大，却异常繁华。在它的周边，三面是林林总总的大小商业铺面，另一面是一条“大马路”，它一直通往在矿上充当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洋人的住处。“大马路”是这条路的路名，其实它并不大：不宽也不长，由清一色的耐火砖砌成，路面光滑如镜，那个白俄清道夫又尽职尽责，所以我不记得那条路的路面上有过灰尘和杂物。洋人们坐着汽车，国人们坐着人力车，经常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洋人的住处是个封闭的小区，面积相当大，四周围着高墙，警卫森严，外人很难进入。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我小时候倒是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大院。里面有三十几幢洋房，这是洋人们的居所。而整个大院倒像是一座大花园，林木葱茏，鸟语花香，亭台阁榭，小桥流水，典型的中式园林，与那一幢幢西式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虽风格迥异，却不失和谐。现在想起来，那些洋人们可真会享受啊！解放以后，大院开放了，这里又成了我和伙伴们嬉戏游玩、吟诗作对的场所。
当时我家的住处也在这座桥下，它同样是一个封闭的小区，是供中国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居住的。房是平房，但建筑既坚固，又美观。墙，从底到顶都是耐火砖；顶是七百号水泥整体浇筑。居民不足百户，每家一个小院。小区大院的院墙几乎与洋人居住的那个大院的院墙一样高，有东西两个门，西边门外是一条小商业街，东边则一直朝向桥下。当时这个大院也是不允许闲杂人等随意出入的。一到晚上，我们这些住在大院里的小孩子们，就模仿美国电影的情节，在大院里跑来跑去，玩所谓“侦探拿黑贼”。
解放前，大桥下面那个小广场周围店铺的格局，我还基本记得。一家秋林公司占据了整整一个南面，它相当于现在的百货商场，布匹衣物，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每天顾客络绎不绝。西面是几家食品店，北面则主要是书局和文具店。只有紧靠大马路的一家是一座茶庄，叫“华远香茶庄”。广场中心有一个自发的票证市场。此外，还有一些说相声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等民间艺人在那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