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共与崇洋
说来好笑，我父亲是建国前入党的离休干部，我本人也是个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可我的童年却是在极度恐共的情绪中度过的，这可能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
抗战胜利后，我的家乡作为华北地区的工业重镇，可谓歌舞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人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再加上我父亲担任外企高管，收入颇丰，家里衣食无忧，我自然也就享受着幸福的童年。与此同时，政府所进行的反共宣传也甚嚣尘上，可谓无孔不入。记得上小学时，每天早晨都要升国旗，唱国歌。“……一心一德，贯彻始终”的歌声一停，校长就开始训话。我们的校长是一名国军上校，是国大代表，即使在学校里，也是一身戎装。他的训话都是以“国父遗嘱”或“总裁训谕”开头，以后几乎句句都是反共宣传。什么“‘共匪’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啦，什么“‘共匪’到来之日，就是国难临头之时”啦，什么“你们年龄虽小，但身为党国童子军，也当以党国存亡为己任，誓与‘共匪’抗争到底”啦，不一而足。当时对这些话虽然似懂非懂，但对共产党的恐惧感已经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于是，小小年纪，就开始学习中国国民党党义，积极参加童子军训练，仿佛继续进行“尚未成功”的革命和捍卫党国的职责真的已经落到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肩上了。长大以后，回过头来反思，才意识到，他讲的这些话仅仅是一种宣传而已，只是小孩子太幼稚，就信以为真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时那些幼稚的想法，也是爱国主义的萌芽，想到这一点，也就不为曾经拥护过国民党，痛恨过共产党而产生什么罪孽感了。毕竟，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为救国而成立的政治团体，至于后来两党内战的原因，还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吧。解放初期镇反时，我们这位国民党校长被镇压了。后来听说，抗战时期，他也曾是抗日英雄，在喜峰口用大刀片砍鬼子也曾不畏生死，一往无前。而且他并非蒋氏嫡系，在国民党军政界曾屡受排挤，最后一直把他挤到一所小学里当校长。当时学校里有一个机构，叫“训育处”，这个机构由党通局（中统）直接控制，它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监视这位非嫡系的国军军官。听到这些，我不禁为之唏嘘。
我四五岁时，父亲就教我识字，到了六七岁，读书、看报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记得好像是1947年，满大街贴的都是“剿匪令”。父亲带我上街，我看见墙上的告示就闹着要读一读。当时个子小，告示贴得高，父亲就抱着让我读。我能把整篇“剿匪令”一字一句地从头读到尾，让围观的人诧异之余，交口称赞。那种拗口的“剿匪令”我当然不能全懂，但“共产党是匪，是可怕的”这个主题我还是能抓住的。当时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反共、恐共的气氛之中。还记得有个卖江米小枣粽子的农村妇女，穿一身毛蓝裤褂，大人们都说她是“共党坐探”，弄得一条街的小孩子们看见她都吓得往家跑。“恐共”思想流毒之广，流毒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我曾有一个妹妹，解放前就夭折了。她冰雪聪明，两岁多一点就思维敏捷，言语流畅，理解力强。当时院子里住着我们两户人家，夏天的晚饭大家都是在院子里吃。桌子摆好之后，同院那户人家的大哥哥总会故意逗我那个小妹妹玩，高喊：“丫头啊，共产啦！”话音一落，我那个小妹妹就跑到他家的饭桌前，坐下来吃他们的
饭。当时人们对“共产”的理解就是这么幼稚，这么可笑，人们害怕“共产”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