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与恬静
还记得解放后不久人们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的样子。那时年龄小，这种气氛当然很容易感染到我。我们同一条街上的孩子们，经常聚到一起，打“霸王鞭”，唱《解放区的天》，把解放前那些关于“共匪”的宣称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后来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直至“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一切都觉得很正常。但到了1957年，就觉得有些变了味儿。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几岁的年龄，但因为多读了几本书，对周围的事物就比较**。一场“阳谋”之后，揪出了一大批“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右派分子”。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中弥漫着血雨腥风的气息。从这时起，疯狂的序幕就拉开了。此后不久，“三面红旗”开始高高飘扬，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大跃进”的狂风吹遍神州大地，“人民公社”的牌子挂满千村万落。于是，“疯狂”这出戏正式开演。好长的一出戏呀，一演就演了20年。演得民生凋敝，经济崩溃，国力衰微，人心不古。
让我列举“疯狂”这出戏中的几个场景吧。这些场景有的让人哭笑不得，有的则是不折不扣的悲剧。
1958年，我正在上高中，学校开始实行“半工半读”。这个“半工半读”与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法国的“半工半读”不同：这个“工”是不给报酬的，而且不是自愿的。有两件事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
第一件是“学农”的“工”。学校组织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到郊区农村去“深翻地”。地应该翻多深，老农民最有发言权，但那个时候，谁还听老农民的话！上边交代下来，翻得越深越好，看谁能“放卫星”。我体力单薄，又有一点写作功底，老师照顾我，不让我去从事那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让我与另外一位同学搞宣传鼓动工作。于是，我们两个，一手拿着纸笔，一手提着广播喇叭，穿梭于汗流浃背的同学中间，发现“好人好事”，即写即播。一会儿，这里“放了个大卫星”，一会儿，那里又“掀起了竞赛**”。我们两个虽然没干体力活儿，但手、脚、口、脑并用，也忙了个不亦乐乎。我的那位同伴死心眼，忙于工作，一泡尿硬是憋着不去撒。最后憋不住了，全都撒在了裤子里，尿液顺着裤管往下流。看到这种情景，我真是觉得可怜、可笑又可悲。当时旁边没有别人，他一再叮嘱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我当时哭的心思都有，哪里还顾得上对这种事多嘴多舌。干了一个礼拜，大家累得要死，可据说第二年，我们“深翻”过的这块地上寸草未生——生土都翻到地面上来了，哪里还能长庄稼！
第二件是“学工”的“工”。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的机会并不多，而到工厂、矿山里参加工业劳动却是家常便饭。每周有三天的时间到矿上去干活：“半工半读”嘛！记得当时经常干的一种工作是往运煤炭的火车上装煤。我们家乡管这种运煤炭的火车车厢叫“煤斗”，车厢是敞开的，没有顶，大概有两个成年人那么高。铲煤的那种大铁锨，一锨装满足足有30斤。铲起一锨煤，要高高地扬，用力地甩，才能甩到那比我们高得多的“煤斗”车里，其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劳累，还能勉强支撑；危险，可就让人不寒而栗了。同学们领了工具之后，大约要走半里路才能到达工地——“煤斗”车旁。老师要求排队走，矿上的师傅嘱咐我们，铁锨不能扛在肩上，要拎在手里，以免碰伤走在后面的人。偏偏有一位同学，不知是故意不听话，还是习惯成自然，还是把铁锨扛在了肩上。走在他后面的那位同学又是那么心不在焉，拎着锨，低着头往前走。一个不小心，额头撞到前面的铁锨上，马上血流如注。送到医院去，缝了十几针。虽说无大碍，可额头上的疤痕却成了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永久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