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之路
说到俄语之路，应该首先提一提我上小学时与我同桌的那个俄罗斯男孩萨沙。他长着一张典型的东欧人的脸：长圆的脸蛋，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子，瓦蓝的眼睛，淡黄的头发。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俄语毕竟是他的母语。出于好奇心，我免不了向他学几个简单的单词。于是，从那时起，“здорово”（“你好”）、“спосибо”（“谢谢”）、“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这些词语就开始挂在我的嘴边了。俄语音乐性强，讲起来抑扬顿挫，小孩子自然喜欢，尤其是那个舌颤音，听起来那么悦耳，那么令人振奋。也许是由于我的天赋吧，虽然汉语里没有这个发音，可我一张口就能发出这个音来。很难说从那时起我就把俄语确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起码可以说我已经在俄语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为我以后努力耕耘的那片土壤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这第二步说起来就有点可笑了。这可以算生活之路上的一段小插曲，也可以算少年时代的一个小佳话。看似偶然，却成了我以后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关键一步。
初中开始设外语课，当时，英语与俄语这两门外国语可以自选。因为我从小就有英语基础，再加上那位英语老师在解放前曾经是我父亲的一位同事，我对他很熟悉，于是我自然而然地就选择了英语。到高中以后，本来应该继续学英语，可这时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选择，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学校新分配来一个教俄语的女教师，她大学刚毕业，二十二三岁，年轻，漂亮，举止端庄，亭亭玉立。据说她是北京一个富商的女儿，而且毕业前刚刚被打成右派，分配到这里来，边从事教学，边接受监督改造。我和班上那些男性伙伴们当时都是十六七岁的男孩子，一下子被这位美女教师吸引住了，哪里还顾得上她那些所谓政治背景。于是，一场可怕的“语言大转移”开始了：学英语的男同学们纷纷要求改学俄语，我这个感性十足的人自然也在其列，更何况我还有过与萨沙为友的经历，有过对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崇拜，当然就成了要求改弦更张的冲锋陷阵者。爱屋及乌，爱萨沙，爱托尔斯泰，也爱这位美女教师，爱他们的语言也就顺理成章了。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在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的情景。她当时虽然头上还戴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毕竟她才20出头的年纪，稚气未脱，所以在课堂上一点看不出她有压力的样子。她嗓音甜美，谈吐自如，语言流利。尤其那一口俄语，着实地道。她虽初登讲台，却很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那么优雅，那么得体，看来是具备当教师的天赋。她的俄罗斯名字叫索菲娅，我总是亲切地称她为“索妮娅”，她对我也直呼爱称“瓦洛佳”。我曾与一位长者既为师生，又为挚友；此时，又与一位几乎与我同龄的女孩既为师生，又为挚友。这也许是我的性格使然吧！我本来语言天赋就好，再加上各种因素组成的动力，很快就成了班上俄语学习的佼佼者。在她的指导下，到了高二，我就能绘声绘色地用俄语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我喜欢那首俄罗斯歌曲《小路》，因为它歌颂了友谊，歌颂了爱情，歌颂了大自然的美丽，也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在那次攀登青龙山的路上唱过它，但当时用的是中文，而且让我们改了词。这时，她教会了我用俄文唱它，我们经常一起同声哼唱，配合默契，彼此心照不宣。至今，每当我独自用俄文唱起这首《小路》，她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前几年回家乡，我曾去她家里拜访过她。她已年过七旬，仍精神矍铄，虽已失去了青春时代的靓丽，但风度仍不减当年。我送给她一本我的译著，既是对我的学习成绩向她做一个汇报，又是对她曾教给我知识，曾施与我友爱，把我引上这条至今我仍然走着的路表达一种诚挚的谢意。我们又用俄文唱起那首《小路》，两个人都老泪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