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了这样一系列改革官制与体制的方式，使全国的权利都直接把握在了金字塔顶端的皇帝手里。其它体制内的官员即使想有谋反之心，但行动的可能xing被降低到了最小。所以宋朝的灭亡只能是外来民族的侵略。
皇帝为了稳定统治采用了这种分割权力，增设官僚机构层次，官官相互牵制的的方式。这样增加了官员数量，同时科举取士的方式也使更多的人进入官僚阶层，仅宋太宗在为22年，进士科取就达近万名，而整个唐代290年间进士总数才不过六千。更简单的是一部分高官子弟和亲属可以不经过科举，直接凭借先辈的资格直接做官，也就是所谓的“恩荫”或“门荫”。综观两宋，每年平均恩荫补官者不下五百人。南宋尤甚，嘉靖年间，全国官员中科举出身的占28％，而恩荫补官的占到了57％。这样就导致了，官员数量大增，官制冗杂，从而使官员效率低下。
由于国家疆域辽阔，再强大的集权也只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地方的分权的基础上。“庆历新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zhongyāng的政策在基层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德斯鸠认为封建社会的中国，“设置一个宰相，就是一条基本法律”（《论法的jing神》），没有了宰相朝廷官员大多没有实权，皇帝一个人又管不了所有的事务，同时zhongyāng为稳定而设立的多设的机构和多设个官员相互牵制的方式，在很多时候变成两个官员相互推委责任和各个机构之间的相互扯皮。所以许多政策的推广并不很顺利。
官职泛滥，造成了大批的闲散官员。在宋朝的任官制度中实行了官职分离的任职办法，既“名与实分”、“官与职分”，官制分官、职、差遣的区别。“官”只是表明级别和领取俸禄的依据，“职”是给文臣所加的学士、直阁一类的荣誉称号。而真正管理事务是“差遣”。另外，宋代为了安置勋戚重臣，设置了“宫观”，也是只拿俸禄不干事的职位。比如宰相之上还设有“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作为对文彦博、吕公著等一些有资望的老臣的荣誉xing加衔。
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也保持的社会一定程度的稳定，但也潜伏着许多祸患。通过科举取士和恩荫补官，两宋的官吏冗员惊人，朝廷多次“省官”（裁减官员）都未能见效。而且仁宗之后，俸禄之厚也是史所罕见，目的是想要“高薪养廉”。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贪官的yu望之豁是永远添不满的，“高薪养廉”只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真正的体制问题，如果建立严格的体制，从根本上才能杜绝贪污。
同时大量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通过恩荫补官进入官场，加速了官僚的**。官员高俸禄必然使朝廷负担ri益沉重，至英宗时，已经出现了财政赤字，仅平治二年（1065）年财政赤字就多达1570万贯。这就加大对农民的税赋征收，吴思说：“在古人的观念中，官吏和食肉动物一样，是另一种动物。”（《血酬定律》）许多官员贪赃枉法在朝廷的税赋之上再加上自己的搜刮，这样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zhèngfu纵容土地兼并，在法律上也明显维护地主阶级和官僚阶层的利益，所以许多地方农民不堪重负，揭杆而起。出现了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宋江起义等反抗统治阶级的农民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