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4年以前，任何交战国都没有低估空中力量的重要性。此前的10年里，富有想象力的小说描绘了飞机轰炸城市所带来的恐怖，虽然当时这种飞机还没有被研制出来，但军方本身更关心的是飞机对地面作战的影响，特别是其执行侦察行动的能力，因为这些侦察行动已经不能再由骑兵来执行了。但是，由于这种侦察只有在没有敌机干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所以空军的主要功能很快就变成了确立战场上的制空权，无论是通过直接的空战还是通过摧毁敌人的机场。在泥泞战壕之上的一对一空战中，传统的战争浪漫主义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复苏。
“战略轰炸”(对敌人民用资源的攻击)战术发展较慢。1914年8月，德国的齐柏林飞艇(以其主要赞助者冯·齐柏林伯爵的名字命名)袭击了安特卫普(10月，英国飞机对齐柏林飞艇在杜塞尔多夫的降落场进行了反击)，次年1月开始对英国进行夜袭。但这种飞艇的导航太不准确，其破坏力太弱，这些袭击只能带来一些戏剧性的麻烦。然而，这为协约国的宣传人员进一步提供了德国人“可怕”的证据。到了1917年，更可靠的远程飞机已经被研制出来，那年夏天，德国哥达轰炸机对伦敦进行了白天突袭。突袭造成的伤亡并不大，但其精神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军队需要为法国的战争获得一切资源，他们不顾军方的建议，在法国东部组建了一支独立的空军，负责对德国领土进行报复。由于飞行范围内的唯一目标是莱茵河上游的城镇，这些行动的直接影响微不足道，但从长远来看，其影响是深远的。新成立的英国皇家空军(RoyalAirForce)在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其成功的情况下，建立了一套战略轰炸理论。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这一理论将主导英国和后来美国的战略思想。
东线的崩溃
与此同时，东线正在瓦解。1月，俄国军队仍有希望在春季联合进攻中发挥作用，因为他们现在有了充足的枪支和弹药。但是到了2月，其指挥官们承认士气低落，而且逃兵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他们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军队。军队的士气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士气。革命鼓动在战前很常见，随着战争的开始，这种鼓动偃旗息鼓，现在却几乎是不受任何约束。3月，彼得格勒的“面包暴动”演变成一场革命，警察和军队与暴动者站在了一起。沙皇被说服退位。一个资产阶级温和派政权接管了政府机构，但是一个由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委员会(苏维埃)在首都建立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在全国建立了另一套权威机构，并呼吁立即实现和平。
一开始，这些活动受到了西方的欢迎，尤其是在美国。在这场保卫世界民主安全的战争中，沙皇俄国一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盟友，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下的新政府宣布，它打算继续这场保卫俄国国土的战争。同年7月，布鲁西洛夫试图在加利西亚前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重现上一年的胜利，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后来，德军在北方发动了反击，俄军的防御瓦解了。撤退变成了溃败，德军前进的速度只取决于他们能否跟上归心似箭、“用脚投票”的俄军。9月，波罗的海的要塞里加在一次飓风轰炸后失守，这种轰炸是由一位名叫布鲁赫姆勒(Bruchmüller)的天才上校设计的。与此同时，在彼得格勒，革命领袖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用三个简单的词语表达了绝大多数同胞的要求：面包、土地和和平。除了他最亲密的同事外，其他人都认为他的观点太过极端。他之所以能够从瑞士流亡归来，是得到了德军最高指挥部的睿智协助。11月，他促成了第二次政变。这次政变并没有像3月的革命那样造成权力真空，而是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其直接目标是赢得俄国人民的支持。列宁立即要求德军最高指挥部停战，12月双方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面讨论和平条款。
巴雪戴尔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