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的国内压力
战争最初的主角俄国和奥匈帝国现在已经急于要和平。它们在国内面临的压力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到处都是食品、燃料和工业原料的短缺，这与其说是协约国军队封锁的结果，不如说是军事对经济贪得无厌的需求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使消费品流入黑市。受益者是来自军工企业的奸商，他们大胆炫耀的新财富加剧了社会紧张。农民仍然可以囤积他们的存货，并诉诸物物交换经济，所以最痛苦的受害者是城市里的工人和中下阶层，哪怕是为了能得到低质量的商品，他们也不得不在严寒中排好几个小时的队。罢工和“面包暴动”成为中欧和东欧的通病。国内的困难，加上军队所遭受的损失，使得过去两年曾支撑沙皇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爱国情绪和王朝忠诚几乎没有了立足之地。很明显，到了1916年年底，这两个帝国开始了一场分崩离析的竞赛。11月，86岁高龄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Joseph)去世，人们普遍认为这预示着奥匈帝国本身的终结。他的继任者、年轻的皇帝卡尔(EmperorKarl)立即与法国建立了“幕后渠道”，讨论和平条款。德国的影响力仍然很强大，既足以支持奥匈帝国的战争努力，也足以平息它对和平的追求。但是，当三个月后彼得格勒的“面包暴动”失控，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权时，其西方盟友却爱莫能助。
那些西方盟友还没有为和平做好准备。一方面，高效且基本上并不腐败的官僚机构能够有效地管理他们的经济，以避免平民生活的严重困境；另一方面，制海权使他们能够获得西半球的食物和原材料。如何付款的问题为后来积累了巨大的麻烦，但就目前而言，信贷很充足。在法国和英国，厌战情绪无疑正在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战前对国际社会的忠诚暂时被爱国热情压倒，现在开始支持妥协与和平，但他们仍然是少数，政治上的不满与其说是针对战争的继续，不如说是针对战争本身。在这两个国家，越来越多地调动文职资源导致文职人员越来越多地参与战争管理本身。在法国，凡尔登战役中的牺牲被归咎于霞飞将军的误判，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更受欢迎的将军罗贝尔·尼韦勒(RobertNivelle)。在英国，尽管遭受了索姆河战役的损失，黑格的地位仍然是坚不可摧的，但公众的不满情绪在赫伯特·阿斯奎斯有点不作为的政府中找到了其发泄对象。12月，戴维·劳合·乔治取代阿斯奎斯，成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是一个“民意的代表”，他被正确地誉为支持战争努力的民用基础设施的缔造者，具有天生的战争领袖的魅力。1916年年底，法国和英国的普遍情绪与其说是赞成议和，不如说是赞成更有效地进行战争。对他们来说，只要德国人还留在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议和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