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撤退了，每个连队都回到了自己的驻地。”一位曾在南美洲参与过征服战的老兵写道。在这份第一手记述中，他声称自己勇气过人、不畏艰险，并补充道：“我去了米恩托，这个地方尽管名字不错，但不过是一条通往坟墓的捷径——在那里，我又一次像从前那样几乎随时随地都穿着盔甲，连吃喝和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
回忆录继续讲述了一支5000人的西班牙军队驻扎在平原上的情况。在此期间，他们还不断地受到原住民武装力量的攻击，“这里不舒服，而且什么都缺”。有几次，西班牙征服者骑马去与“印第安人”交战，每次都“占了上风，杀光了来犯的印第安人”。但当印第安援军到达时，情况便会发生变化，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有许多人被杀了，包括一些军官，其中还有我的副官。印第安人夺马而去，还抢走了我们连队的旗帜”。有三名征服者骑马去追讨旗帜，“踩死并砍杀了很多印第安人”。其中一名西班牙征服者战死，但另外两人追回了旗帜。
“但是接下来我的另一个同伴就倒下了，长矛刺中了他的身体。我的腿被狠狠地打了一下，但我杀死了那个拿着旗帜的酋长，把旗帜从他身上扯了下来，然后我便策马狂奔。回程时被我踩死和杀死的人不计其数——但我也伤得很重，我身中三箭，左肩还被长矛划了一道很深的伤口，这些伤让我十分痛苦。但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营地，一到营地我就从马上摔了下来。”
这本回忆录最初读起来像是16世纪由西班牙征服者所写的纪实文本。但细细读来，这其中没有任何的自省，对暴力的叙述也过于绘声绘色(几乎让人想起了阿圭尔及其对屠杀的骄傲自白)，还夸大了当时的紧张氛围(比大多数纪实文本，甚至比贝尔纳尔·迪亚斯的叙述都要夸张)。尽管如此，这份记述还是可以算作是一篇征服者的请功书。事实上，这是根据西班牙征服者所写的一份记述翻译而来的。奇怪的是，我们讨论的这名征服者不是一个16世纪的男人，而是一个17世纪的女人——卡塔莉娜·德·埃劳索。她在1599年从巴斯克女修道院逃了出来，并于1603年以女扮男装的方式来到了西印度。她在那里做了20年的近代征服者，直到她因为真实的性别被揭露而沦为一名异装癖罪犯。埃劳索被遣返，回到了西班牙，她在那里成了国际名人，还晋见了国王和教皇。
假想中的征服者
埃劳索把征服西印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半是庆祝和颂扬，一半是拙劣的模仿，但除此之外，还有哪件事更能体现征服者文化的转变？埃劳索在性别曝光后受到的不是谴责而是赞扬，她是如何设法逃脱对隐瞒性别的惩罚的？是因为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她还是个处女吗？还是在17世纪20年代，即在阿兹特克帝国被发现与攻陷的惊人消息传遍欧洲的一个世纪之后，人们已没有心情再去抨击西班牙征服者了？
如果后一种解释是对的，那么一个早在17世纪20年代就去世的人就与之有很大关系。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要比卡塔莉娜·德·埃劳索早一个世纪到达美洲。拉斯·卡萨斯是加勒比时代早期的象征，正如卡塔莉娜是近代征服者文化过于复杂的象征一样。巴托洛梅的父亲是塞维利亚的一名商人，在15世纪90年代参与过哥伦布航行，并感激于自己的儿子能随他一起为入侵加勒比群岛的征服者提供物资。在那里，年轻的拉斯·卡萨斯目睹并参与了机遇与失望并存的、令人兴奋的早期征服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