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可能会有战争“理论”？这不仅仅是一个与士兵在性情上倾向的粗鲁实用主义相对立的问题。这样的实用主义认为建立理论是无稽之谈，认为所有不单纯是技术问题的军事问题都可以通过勇气和常识的结合来解决。克劳塞维茨确实对这种态度表示了极大程度的理解，我们即将看到，他的著作为这样的态度提供了一些辩解。更重要的是，他要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甚至在他那个时代，他提出的所有理论虽然不具有误导作用，却也是不充分的。此外，他还要解释，为什么尽管有如此惨淡的记录，理论仍然可能是正确的。
除了回忆录和叙事史的作者之外，此前的战争学作家可以被分为三类。绝大多数的战争作家探讨的问题纯粹是关于军备、供应、训练和部署的实际问题，但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这些问题与统兵之术的关系同剑匠的技艺与剑术的关系一样。在普鲁士军队中，他无疑在许多高级军官身上看到了这种狭隘的、对于细节的关注，而这是他最急于避免的。他写道：
总的来说，军事活动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战场上部署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所必需的。在达到战争的最终目的之前，这些知识和技能会先汇合成一些伟大的成果，就像小溪在流入大海之前先汇合成河流一样。想控制它们的人必须熟悉那些融汇到战争大洋的活动。……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在战争中，有些人往往能成功地出现在高层，甚至成为最高指挥官，即使他们以前从事着完全不同的工作。事实上，杰出的指挥官从来都不是从最博学的学者型军官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一种社会地位不可能给他们带来高学历的人。[7]
对于那些被他轻蔑地说成是“专家”(Gelehrte)和“学究”(Pedant)的“博学”军官，他只有不屑。他们是必要的苦力军，必须牢牢地守在自己的下属位置上。然而，问题是，他们的专业知识与真正的指挥艺术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相干性，导致第二类作家产生了一种特有的、相反的谬误，即这些唯信仰论者“拒绝相信一切理论，认为战争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机能，他们只能做到天资允许他们做到的最好程度”[8]。按照这种思想流派的说法，不可能有什么“战争原则”，一切都是个人天赋的问题，既不能模仿，也无从分析。腓特烈和波拿巴的出现就像莎士比亚或莫扎特的出现一样，是不可预测的。他们是非同寻常的超常存在，寻找他们成功的秘诀纯属浪费时间。在格奥尔格·冯·贝伦霍斯特(GeorgvonBerenhorst)的《战争艺术的省思》(Betrachtungen überdieKriegskunst， 1797)一书中，就可以找到对这一观点最引人注目的表述。
克劳塞维茨对这一观点表示了一些同情和理解，称其只是“言过其实”而已。其实，他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在了人数众多的第三个流派，这一流派相信他们有可能把战争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从而为战争行为制定出一些不可更改的原则。克劳塞维茨承认，在有限的攻城战范围内，这或许是可行的，因为其中很多因素都是可以量化的，如枪的射程和破坏力，视线和射击角度，特定规模的驻军所需要的物资，挖掘和完成战壕所需要的时间。但正如我们所见，亨利·劳埃德和他的继任者曾试图将这种精确性扩展到整个战争行为，而在克劳塞维茨看来，他们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