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写一部“两三年之后不会被世人遗忘”的作品，起初这个愿望几乎没有任何能够实现的迹象。他的遗孀在他去世后的1832年出版了他的作品，这一版作品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影响甚微。1867年，一项对欧洲军事文献的调查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克劳塞维茨“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阅读”。如果不是普鲁士对奥地利和法国军事胜利的缔造者老毛奇(HelmuthvonMoltke)，《战争论》可能早就被人遗忘了。在1871年创建德意志联合帝国的俾斯麦取得胜利之后，他告诉人们，除了《圣经》和荷马史诗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
有了老毛奇的认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立即流行了起来。1873年的一本德国军事期刊里便曾宣称“克劳塞维茨在德国赢得了军事研究方面的最高权威地位”。这一杂志还写道，1866年和1870年的两次战争表明，“纪律严明、武器精良、战术得当、行军部署良好，铁路、供应和通信设施安排得当决定了战争中的一切，这种纯粹的工匠式精神在军队中如此普遍，主要归功于克劳塞维茨给军队带来的颠覆性的理论”。克劳塞维茨所颠覆的是形式主义的军事战略，在1870年之前，参谋学院通常教授的就是这种战略，其主导地位得益于有影响力的若米尼，他于1869年去世，享年九十岁，他的教材组织良好，已经被翻译成欧洲所有的主要语言。若米尼的学说直接影响并塑造了法国、俄国和美国军队的学说理论，同时通过他对普鲁士的W.冯·威森()和英国的E.B.哈姆利的影响，也影响了这些国家军队的许多思想理论。后来的权威人士鲁道夫·冯·卡默勒(RudolfvonCaemmerer)带着接近于恐惧的口吻写道：“要不是克劳塞维茨，若米尼很可能就成了老毛奇的导师。他把我们从所有理论从装腔作势的因素中解放了出来，并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核心内容。”
在克劳塞维茨执掌柏林军事学院之际，老毛奇曾是那里的一名学生，但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据老毛奇的传记作者埃伯哈德·凯塞尔(EberhardKessel)说，他的日记和信件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曾非常深入地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作品。在1815年之后，克劳塞维茨关于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寻找敌人并通过战斗消灭敌人的可取性、灵活性，自力更生和集中兵力等思想，都已经在普鲁士军队中相当普遍。这些是那个时代思想更自由、更有远见的年轻军官的特征。的确，与保守的形式主义战略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毛奇只是部分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并把那些与他自己想法相吻合的思想传给了自己的门徒。19世纪下半叶，克劳塞维茨的形象通过老毛奇传递给了德国军队，甚至全世界，就像马克思的形象通过列宁传递给了俄罗斯人民一样。它并非很不准确，而是部分被扭曲，以及并不完整。
老毛奇自己的著作与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如出一辙，甚至到了剽窃的地步。
运用武力取得胜利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只有胜利才能打破敌人的意志，迫使他服从我们的意志。决定战争结果的不是占领一片领土或占领一座堡垒，而是消灭敌军。这就是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
认为可以制订一个作战计划，并从头到尾按部就班执行这个计划的想法，是错误的。与主要敌人的第一次交锋将创造一个全新的局面……参谋部所能做的就是准确地了解事件对局势所造成的变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采取措施，并在作出一切可取的决定之后来执行这些措施。
战略原则很难超越常识的第一原则……它的价值几乎完全存在于它的具体应用上。
在战争中，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做。坚定的决心和坚持不懈地完成一个简单的想法是最可靠的实现目标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