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对拿破仑的胜利不吝溢美之词成了时尚：曾经因此蒙难的人消失了；我们不再听闻受害者悲痛的哭号与诅咒；不再目睹法兰西精疲力竭，只剩妇人下地劳作……我们不再看到街角的征兵布告，以及长长的死亡名单前聚集的人群——他们惊恐地寻找着自己孩子、兄弟、朋友、邻居的名字。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oisRené deChateaubriand)[1]在其完成于1839年的著作中写下了这些回忆中阴沉的思绪。作为一名法国保皇党，他对拿破仑及其遗产怀有敌意不足为奇，但他还是捕捉到了战争引发的普遍苦难。夏多布里昂既是一位外交官也是一名作家。不过一代人时间，他的同代人轻描淡写间便已忘却了毁灭而只记得荣耀，虽不意外但仍令他沮丧。
拿破仑本人应为此负部分责任。从1815年困于圣赫勒拿岛至1821年逝世，他曾长期与秘书埃马纽埃尔·德·拉卡斯(EmmanueldeLasCases)交谈，后者详尽记下了皇帝的沉思。拉卡斯的著作《圣赫勒拿岛回忆录》(MémorialdeSainte-Hélène)在拿破仑死后不久出版，并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拿破仑回忆录。这部分是因为它将法国民众间流传的传奇因素浓缩为一部作品——胜利，帝国，大革命的救世主；同时还因为，这是自滑铁卢以来拿破仑的首次发声。这些鼓舞人心的话语，令19世纪20年代正在与保皇派、反动派斗争的法国自由主义者心有戚戚。拿破仑之名不仅意味着军事上的荣耀，还代表着保卫、传播法国大革命的解放理念。
和许多神话一样，它们之中也埋藏着真实的种子。拿破仑或许试图粉饰自己及其后裔，但他的帝国中的确蕴含着某些积极因素：他并非希特勒(人们常常用来对比二人)。不论在哪里，《拿破仑法典》都保证公民平等并打击特权，尤其是废除了领主对农民的权利。同一部法典赋予了拿破仑的臣民一套大体是公平、便捷、易用、廉正的法律体系。而帝国施行的《教务专约》解放了宗教少数派，尤其是犹太人，令后者摆脱了群众基于偏见而不时发动的暴力攻击。拿破仑的宪兵成功地给传统上盗匪横行的边疆地区带来了法律和秩序。对这一代(或1815年之后)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及许多历史学家而言，那些积极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争造成的毁灭和痛苦。但普鲁士于1815年吞并莱茵兰时，德意志群众成功地让法典得到保留，它一直运作到世纪末。甚至在那些复辟君主竭力清除拿破仑秩序所有痕迹的地方，尘埃落地后，也是“春风吹又生”。在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宪兵队十分有效以至无法废止：他们被更名为“卡宾枪骑兵”(Carabinieri)并构成了其现代意大利同行的雏形。若干年后，《拿破仑法典》的要素再度流行。在教皇恢复统治的罗马，宗教狂热分子最初甚至禁止接种牛痘并废除了路灯——因为它们都是拿破仑引入的。幸运的是，冷静的头脑很快占据了上风，一些更有益处的法国遗产得到了恢复。
将拿破仑的理念视为欧洲整合之先兆，就不那么具备说服力了。1969年，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Pompidou)在拿破仑诞辰200周年庆典上强调了皇帝联合全欧洲的构想——可见这一神话依然有着惊人的生命力。“大陆封锁政策”、法典、《教务专约》以及法国的行政管理，无疑赋予了欧洲某种“一致性”，然而第一点的目标是法国优先的经济利益(正如拿破仑本人承认的那样)，而第四条则是为了让国家能够更高效地征募兵员与金钱、投入战争的熔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