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战、海战共同凸显出战争可怖的一面，而冲突程度之广，已隐约可见20世纪“全面战争”的痛苦端倪。交战各国还竭力动员其民众加入争斗。如我们所见的那样，法国人热衷于此，但其敌手也不遑多让。1812年，克劳塞维茨认为：“如今的战争并非国王与国王、军队与军队间的交手，而是一国人民对另一国人民的战斗。”政府、教会、知识分子、媒体、文化组织以不同方式激励人民加入战端。不过，正如许多旧政权政治家看出的那样，发动群众存在着风险。一些官员主张，唯一能够顶住拿破仑攻击的方法是借鉴法国革命的某些改革。正如普鲁士改革家格奈森瑙指出的那样：“大革命令全体法国人民在社会、政治上平等，从而颠覆了昔日权力平衡。倘若其他国家希望重铸平衡，它们必须采用同样的手段。”他补充说，这意味着借用“大革命的军械库”。
然而，尽管全体交战国均实行了改革，但各自程度不尽相同。多数情况下，其社会、政治核心结构并未变动，甚至军队只做了修修补补而非彻底改造。大部分欧洲政治家无意大幅改变原有秩序，更遑论放弃绝对君主专制了。他们一些变革的灵感在战争爆发前便诞生了，源于1789年前的“开明专制”。政府还面临特权利益(例如贵族和教会)的挑战，后者拥有足够的力量去阻碍改革。最激进的方案出现于普鲁士，这部分是为了回应1806年耶拿耻辱的惨败，但也因为它和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开明改革一脉相承。
不过，虽然普鲁士对联盟最终的胜利贡献颇多，但保守的奥地利、俄国军事上的成就也举足轻重，甚至居功至伟。1812年以后，从持之以恒、投入兵力以及外交领导力来看，俄国对打败拿破仑作出的贡献恐怕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个盟国——仅奥地利在1813年末至1814年投入的军队略胜一筹。[1]这说明，拿破仑归根结底并不是败于彻头彻尾的改革，而是败给了大体未变的旧政权。这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爱国热忱多大程度上是联盟胜利的因素之一？
民族主义，大体而言指的是对拥有特定民族、政治身份认同之人的忠诚感，并且相信该民族应尽可能地统一、独立——它对那段岁月中的拿破仑当然有所回应，但它往往还停留在学者群体中的“阳春白雪”而非“下里巴人”。1807—1808年冬季，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2]的柏林演讲常常被誉为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大声疾呼；但他自命为普鲁士知识精英，是“本民族美德直接、重要的化身”。群氓只有经过长期教化才能成为“人民”(Volk)的一分子。除了一些著名的例外，欧洲精英分子通常对动员民众小心翼翼，因为这样做对既有秩序造成的后果难以预料。近代历史学家对于将民族主义列为人民的推动力也更加谨慎。在研究是什么促使人民作战及人民认为自己为何而战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几乎在每个地方，战争都令身份认同更为清晰，但这很难解读为完全渴望民族统一和独立推动下的抵抗。相反，他们更关注昔日的虔诚、教会、国王、行省、城镇。对于同代人而言，1808年后西班牙的反法抵抗运动彰显出民众起义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也坐实了关于“暴民”破坏力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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