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今天早上徐策接到个电话，是太太从美国打过来的。
太太是台湾人，他在美国工作期间认识的，随后结婚。
她温柔贤淑，结婚后成了全职太太，在家带孩子。孩子今年三岁半，主要以英语教育，会一点中文，但小孩本就口齿不清，他太太的一口台湾腔更是让小孩的普通话显得不伦不类，好像天天强迫他回家就只能看台湾综艺节目。
孩子今天在电话里用英语问他，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徐策心头微微一震，最后强笑着说，大约过一个多月就回来了。
太太并不知道徐策回国后到底做了什么事，只是听他说母亲一周年忌日，他回去料理一下家里的东西，把国内的事情全部办完，再回到美国后，大概永远不回国了。
太太过去从他口中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对他来说，只有母亲一人是至亲的亲人，父亲早年离异，这些年来，对他并无几分关心，他自然也对父亲的印象淡漠。
如今母亲亡故，国内已无可留恋，只等着把事情都料理完，回国外再继续回到投行工作，安安静静地抚养妻儿。
每当他想及此处，他那张似乎永远波澜不惊的脸庞，总是会眼带湿润。他不知道现在做的事，是否总有一天会暴露，如果他在国内被抓，那么毫无疑问，将判处死刑，或许都没办法再见儿子一面。
如果他已回到美国，案件暴露，按照美国的法律，特大的刑事杀人案也将被引渡回国。
他在回国前买了份保险，受益人填的是妻子和儿子的名字。
在他做这个计划前，他心中总会冒出一个反对的声音，人已经死了，你想法设法把他们全杀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而且如果一旦被抓住，你的一生、你的家庭，都将彻底毁灭。你这么做太自私了，只顾及你心里的仇恨，却不考虑你那位爱你的妻子，以及喊你爸爸的那个孩子。
或许吧，我是太自私了。
他仰面吐了口气。
即便妈妈在天有灵，她也一定反对我这么做的。
但是——
公义的标尺，总是要有人去衡量的。
如果每次屠夫对良善的人们落下刀钺后，余下的人总是抱着逝者已逝，活着的人要向前看的态度，那么，谁来惩治罪恶的屠夫呢？屠夫也必然会将把手里的刀钺再次对向良善的人们，谁能保证你不会是下一个？
律法已经败坏，需要殉道者誓死抗争。
以暴易暴，从来都是无奈的选择。
想起母亲，他总是很惭愧。
昔年出国后，总想着早日事业有成，好让母亲享受好日子。可当他已经成为别人眼中的事业有成时，他总觉得还不够，相比起更有钱的人，他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只能在所谓的事业这条没有尽头的路上，继续忙碌。
而这时，他母亲去世了。
出国至今，平均每年只回国一次。太太和儿子由于签证的关系，一共更只回来过两次。
作为一个独自把他带大的母亲，只见过儿媳四次面，只见过孙子两次面，在预期的未来美满生活即将照进现实之际，突然遥不可及。
这是怎样一种痛！
这是怎样一种恨！
尤其当徐策听过舅舅讲述那一天的情形，两辆大型挖土器逼到了家门前，他们尚在苦苦哀求。那位城管局的副局长抛下一句话：“别说是强拆，就是强jiān，你们也要配合。”
顿时气得他妈妈跳到房子前，用身体挡向机器。
施工人员停下挖机，向这些领导询问该怎么办。
那位叫林啸的科员打电话跟国土局副局长王修邦确认后，冷然向施工队下令：“给我推，推个干净，看他们要钱还是要命。”
挖机的大机械手，直接砸向了老宅的墙壁，机器的力量非常大，还没把房子推倒，梁上一块大石头突然砸了下来，他母亲当场死亡。
每当想到此处，徐策心里问一句，他们该死吗？他心中会坚定地回答自己，全部该死！
林啸已经被他控制了，下一个就是张相平。
再接下来，是城建局副局长和城管局副局长。
唯独困难的是那个旧改办的主任，始作俑者，王修邦。此人是个低调、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的官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