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驾糜竺起身，道：“萧治中所言不错，既为良法，就当尽早实施，惠利徐州。”糜竺的算盘打的很响，在徐州，新政推行成功，那自然有他的一份功劳，可如果出现偏差，就和他没多大关系了，先说新政，他在百姓中有另一个称呼，叫做子尼之政，而子尼便是国渊的字，可事实呢，新政却是以刘澜牵头，国渊说白了和简雍同为实行者，可国渊这傻小子却获取了本应该属于刘澜的功绩，当然这是因为国渊在沛县典农校尉却是干得出色，受民爱戴，自然刘澜也就极其大度不去计较，可是别忘了，你受到多少的荣耀，就要承担事后成倍的风险，现在国渊是风光，可是一旦再徐州推广新政出现任何一点差池，哪怕只是些许弊端，引起百姓不满，那这个责任可不会是刘澜这位真正的改革者去替你承担，而是子尼之政的本人国渊要承担的责任。
而糜竺之所以会有这些私心，却是因为他与陈群的关系不太好，两人一个是徐州第二人，在官职上，糜竺是别驾从事，州牧府内官位最高的属官，仅次于刘澜，总理着一州政务，而陈群则是徐州城的县令，掌管着徐州一县的政务。
可想而知，一个是徐州二号人物，在徐州城想事事说了算，一个是徐州城真正的一把手，有自己的立场与想法，在面对糜竺这位二号人物时难免就固执一些，甚至与他意见相驳，可偏生糜竺又没有罢免他的权利，矛盾一点点激化，而陈群与国渊呢，同为大儒郑玄弟子，相互支持，这个时候打压国渊就等同于打压陈群，他怎能放过这一隔山打牛的机会，不好好坑他一回。
“臣也同意简郡守，尽快在徐州推行新政。”说话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崔琰，其人正直，绝不因私废公，所以刘澜任命其为功曹从事一职，主人事选拔官员考核，正是看重了他的一身浩然正气，而他此时出面支持简雍，而不是支持同窗均田令，便可见一斑，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两个选项，不管是选了哪一个，都是在支持国渊，只不过选项的观点不同罢了。
正因为这一点，他在心中又不得不承认国渊还当真是奇材，虽然大致方针都出自刘澜之手，比如说改良市集，原来的坊臣从最初管卖一体变为了彻彻底底的监督，一切交易都由民间商旅自主交易，坊臣治下的交易所之从中抽取税额，坐收其利，可是抛开这些，在田间地垄，容易发生问题弊端之处，反而要远比市集发生的情况更少，这就是国渊的能耐了，也正因为他的能力受到崔琰的认可，所以他认为新政施行完全不用均田令过度，大可尽早施行，让百姓及早获利。”
刘澜算是看出来了，这一辩论大体分成了两大派，以国渊、张昭为首支持暂缓执行新政，以糜竺、简雍为首支持及早执行新政，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徐州内部，陶谦时期留下的原因，可真正使得及早改革派呼声更高的原因，更多的却还是沛县改革的成果确实备受瞩目，同时，均田令对徐州大族造成的影响又是巨大的，所以不论于公于私，都会支持新政。这一点上糜竺可以说是在场诸人之中最无奈的一个，两项新政对他的家族来说，无疑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不仅要交出大半田产，还要解除众多人契，偏偏如此不合理的要求他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再说两家早已联姻，休戚与共，而且刘澜也做出了补偿，让他与官府合立钱庄，淡化田产农庄收益，如果没有甄家在沛县的成功，这一新鲜的获利模式他还真会持怀疑程度，但现在这么一大块肥肉送到嘴里，他自然比任何人都要及早支持，只是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徐州是要建立最少四家钱庄的，这可与甄家在沛县独门买卖不同，虽然到时沛县也会引入新成立的几家钱庄，可是一人吃独食与五人分食，这效益会比他交出去的万亩良田的效益更大么？这一点确实让他极为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