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智儒？腐丁？
（按：汉吕后当权，蒯彻入淮河营见淮河梁王刘长，劝其反吕恢复刘氏政权。）
刘长：“可晓得王法？”
蒯彻：“王法治国。”
刘长：“可晓得礼仪？”
蒯彻：“礼仪传家。”
刘长：“……你即知王法礼仪，臣子见君，就该三拜九扣起八拜二十四拜。如今你进得淮营，衣冠不整，横眉视君，是何道理？”
蒯彻：“……你是高皇的爱子，我是先王的旧臣，…..来到此地，你就该下位迎接，那时节我必然恭恭敬敬，行起君臣大礼。而如今你昂然上座，怒目相视，全无礼节，反道我老蒯不参不拜，正所谓不知责己只知责人…….”
——京剧《淮河营》
“定公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杨悦打开《论语》，翻到《论语.八侑》第三篇，盯着这句话，怔怔地愣神儿。
想着“孔乙己”，想着后世“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戏曲里最常见的思想，想起《淮河营》这段。想到昨日燕德妃所讲孔圣之“忠”。杨悦不由长叹一声，后世人对孔圣儒学，看来误解太多。
杨悦找出论语中所有关于“忠”的句字，大多不过是“主忠信”、“言思忠”的说法。“忠”字多与忠信、忠诚在一起组词，是尽心尽力，忠实之意。多是讲待人接物的君子德操。
比如：“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诚不以富，变化只以异。’”孔子说要想提高品德，明辨是非，就要以忠信为宗旨，弘扬正义。否则，一会儿这样，一会那样……只能让人觉得你不正常。
再比如：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个“忠”是说君子的言谈要忠实可信。
唯一提到君臣之忠的，只有这一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原来孔圣人从来没有“愚忠”之说。不仅没有愚忠，而且面对君臣之时，反而十分的有“尊严”。
“君不以‘礼’待我，我也不答理他。原来这才是孔老2的性格。”杨悦不由自语地说道。今日嘉侧殿里只有她一个人，燕德妃与徐充容到毯场看李世民击鞠去了。
“原来像“孔乙己”这样异化的腐丁，并非孔圣之儒。孔圣向来讲“智”，是智儒。”杨悦一面看一面陷入深思。
历代的智儒向来是择君而适。他们对自己所“事”的君很挑剔。所谓“良禽择木而憩”，没有自己认为的圣贤君主，宁可隐于野，而不入仕。比如诸葛亮，比如房玄龄。
诸葛亮如果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事之以礼，不会出山。房玄龄则在隋末之时，虽中“状头”而不肯入仕，认为炀帝已乱，不足以“仕”之。当看到李世民这个乱世圣主时，房、杜咸归，十八学士归于秦王府，尽心辅佐。成就儒家的“圣君贤臣”的治世之理想。而李世民果然没有令众人失望，成就了帝国最强的盛世。
孔圣之儒，向来不是“酸儒腐丁”，他们“通五经贯六艺”，五经“诗、乐、礼、书、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仅尚文，也尚武。不只学习琴诗书画，也学习“射、御”之术，包括“理科”知识“数”，也是儒生之基本才能。他们不仅吟诗作颂，弹琴学礼，而且腰悬宝剑，架车入阵。
这一点来到唐代，杨悦深有体会。满街的儒生，大多腰间悬剑。而武士除了腰跨横刀，还能附庸风雅。这种局面与后世“秀才无缚鸡之力”的说法，大相径庭。
董仲舒虽然提出“独尊儒术”，定“三纲”，“天人感应”，“大一统”的思想，其中却是融合了“阴阳五行”学说，吸收法家、道家思想。把天命所归集中进来，才是真正的成了“邪说”。然而，真正的儒者，又有几个会把他的《春秋微露》当会事儿？大家学的还是“六经”（“五经”+《春秋》）、“九经”，还是孔圣之经。
至于什么时候，儒生开始只文不武？开始愚忠报君？有宋以来的道统？理学？戏文评书的推动？科举制度下的异化？野蛮民族压制冲击下的变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