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落地便也甩了手，只听“咣”一声巨响，这具痴肥硕大的身体彻底失去平衡，栽向地面。
一只药瓶从蔺先荣的口袋里掉出来，应该是速效救心丸之类的“保命药”，咕噜咕噜地滚在地上——
滚到跟前，盛宁伸出一脚，轻轻地将它踩在了鞋底。
居高而临下，他表情冷漠地望着瘫软在地的这个男人。省常13人，去掉一个刚刚退常的朱玄平，去掉一个入常不久的洪万良，再去掉骆亦浦、孙冉英及他们的亲信，余下站队周嵩平的6个人里，结合沈司鸿留下的信息，盛宁分析了许久、筹划了许久，认为最容易被攻破的，还是这个“花脸书记”。
蔺先荣倒地不起，只能仰头望着这个病病恹恹的年轻人，觉得这张苍白却光艳的脸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也越来越难辨人鬼了。他一只手捂住即将炸裂的胸口，一只手颤巍巍地伸出，虚空中抓了最后一把，便彻底垂软下去。
对咸宝生案的侦查方向已从自杀变作了他杀，蒋贺之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咸宝生身上有针孔，既有可能是他因糖尿病注射过胰岛素，也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琥珀酰胆碱这类的肌松药，然后趁其无法反抗将其吊死，伪装成了自缢身亡。琥珀酰胆碱虽会在体内迅速分解，但肾脏是人体的排毒器官，用荧光分光光度法或许可以测出它分解后留下的物质。
这件案子与十二年前的咸晓光案高度相似，但老沙坚持装聋作哑，再打探不出什么新东西了。蒋贺之突然想到了监狱里的何絮飞。这杆刑侦老枪十二年前也在局里，或许能问出一点新的线索。
洸州监狱内，昔日的搭档再度见面。相隔一扇铁窗，光着脑袋的何絮飞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脖颈，说：“以前穿警服，现在穿囚服，是不是看着特奇怪？”
“还行，”蒋贺之说，“挺精神的。”
“前阵子我在《新闻中国》里看见你了。”每晚七点，服刑人员的固定节目就是集体在监室里观看《新闻中国》，老何笑笑说，“就是奥运马术比赛场馆的揭幕仪式上，当时我还跟我狱友说呢，我说这位帅飞了的大少爷是我曾经的搭档，他们都不信。”
蒋贺之不乐意提自己回港的事，只问对方，对于12年前的女高中生石玥毁容案是否还有印象？
何絮飞努力回忆了一番，却摇了摇头：“那会儿我出差追逃去了，从头到尾没参与，也不了解这案子的情况。”
蒋贺之又问：“咱们侦办一件案子，外出调查取证需要两人进行，既然其中一个是沙怀礼，那当时跟老沙搭档的另一个人是谁？”
“陈钦东，”这回老何不需要回忆了，脱口而出，“我们叫他‘阿东’，那个年代公安里少有的研究生，也不恃才傲物，为人特别热情，一直管沙局叫‘师傅’，见了别人也都笑呵呵的。”
市局里没有这个人，兴许是调去别的局或者别的部门了，蒋贺之马上问：“他现在人在哪里？”
然而老何却露出一脸怅然的表情，摇头道：“你还记得盛检接受外讯的时候，我曾跟你说过我们局里以前也有一个年轻刑警受过外讯，回来之后没多久就精神出了问题，病退了吗？”说着，他叹了口气：“那个人就是阿东。”
接着，老何便讲起了阿东的故事，他说，这个研究生虽学历高人一等，却特别以从警为荣，每回遇上实战比武或者领导视察，喊他一声‘陈钦东’，他就会笔管条直地敬个礼，口号也一定喊得比谁都响。然而咸晓光案后，身为协办该案的刑警，他因涉嫌藏毒贩毒被拉出去外讯了十来天。
“你也知道，那会儿的‘外讯’特别没分寸，只要不打死，就往死里打，然而阿东宁打死也不认罪，后来藏毒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但他出来后就得了外伤性精神病，这种精神病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演变成渐进性痴呆。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的家人不堪负累，将他送进了一家叫旭升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里……”
听了这个消息，蒋贺之当即决定去那家精神病院看看，起身就走。
“等等，贺之……你跟盛检……”何絮飞一个老刑警，自然早就察觉出对方提到“回港”时的微妙态度。
“分手了。”想到彼时还在对方面前信誓旦旦此情不渝，蒋贺之自嘲一笑，“老何，你还真是……乌鸦嘴。”
出了洸州监狱，便接到了高鹏的电话。高鹏照例每天都要向三少爷汇报那位检察官的动向。他在电话里告诉他，盛检已经回了洸州，不再居住周公子的大别墅，而是独自回到了他的旧宅。
那地方还能住人吗？蒋贺之不确定，对盛宁而言，那地方承载的记忆既甜蜜又血腥，两种极端对立的情绪会互不妥协地迎头相撞，跟自戕无异。
对他也一样。
“知道了，”他疲倦地把眼一闭，轻声嘱咐，“守好他。”
挂了高鹏的电话，循着老何提供的地址，蒋贺之找到了旭升精神卫生中心。地方有点偏，抵达的时候天色向晚。精神卫生中心掩在一大片半人高的杂草丛中，走近了看，还围着一圈锈迹斑斑的铁栅栏。
洸州的市区犹在热闹的夏，这里却已掺上了浓重的秋意，寒蝉凄切。
蒋贺之警服在身，向护士亮出证件，便被带进了精神病人被准许活动的后院。护士指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对他说：“这就是陈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