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七章成功的催眠
特工的锄‘奸’刺杀行动不同于炮火连天的正面战场上的拚死搏杀，很多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所用的手段也多为近距离枪击、刀劈、斧剁等，场面血腥残酷。又加之在沦陷区，携枪行走本身就非常危险，撤退时更会遭到敌人的四方围堵。
格杀日军是上海区上报的行动计划，被重庆批准后，下发到各地情报站遵照执行。但各地的情况又有差异，所以执行的方式和深度也就各不相同。上海区虽然另有命令，格杀日本军人不在租界内执行，是因为军统人员有必要利用租界作为掩护，其次则是免得引起租界当局对国府提出外‘交’上的责难。但租界的保护作用勿庸怀疑，对上海区的特工人员来说，就多了一层便利。
而在北平，抗团没有了这层便利，便不能象上海区那样的进行格杀行动。单人独骑虽然也能对日军士兵进行格杀，但危险‘性’极大。所以，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冯运修和孙若愚虽然豪情满腔，也不得不考虑别的袭击办法。而黄历，则开阔了他们的思路，格杀去ji院寻欢作乐的日本军人，或者袭击日军的宪兵巡逻队，利用集团行动来增加安全系数，而不是象上海那样搞有机会就杀的行动。因为抗团成员大多是学生，他们还要在学校里学习，并不能象社会人员那样随时随地有充裕的时间在街上‘乱’逛。
尽管困难不少，但参与行动的抗团成员都没有退缩之意，纷纷要求针对日本宪兵进行重点打击。只要能够多杀几个鬼子宪兵，他们宁肯流血牺牲，为了防备行动失败而被俘泄密，参与行动的人员主动申领手榴弹或毒‘药’，以作杀身成仁的准备。
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一提到日本宪兵队，无不令人谈虎‘色’变，令人咬牙愤恨。的确，抗战八年，中国百‘性’枉死在日本宪兵手上的人，真不知道有多少，国府和GCD的地下工作者，被各地日本宪兵队逮捕后壮烈牺牲、折磨致死者尤不知凡几？即便侥幸活着出来，也多会落个伤残病废，至于‘精’神上的屈辱，就更不足为论了。
各地的日本宪兵队本身并没有“司法权”，但却具有无限期的拘留权，就是说，他不能“判”，却可以“关”，甚至可以虐杀。所以在宪兵队及各分队均设有“留置所”，对外称拘留所。有些个不幸的中国同胞，在“留置所”内一关好几年是常事，死在宪兵队里的也时有所闻。
宪兵队“留置所”的管理，是极为漠视人‘性’的，除去严苛的守则之外，完全是以管理人员的喜怒爱好为转移，他不高兴，可以随便敲你几下或踢你几脚出气，他一时兴起，也会把一个人当成玩具般的戏耍一番，或是饿你几天，罚你晚上不准躺下睡觉，甚至用各种方法进行虐杀。进了这里，人的尊严就丧失殆尽了。
日本宪兵队本身没有“司法权”，那么又如何“结案”呢？据了解，凡由宪兵
队拟定处以死刑或徒刑的，一律都解送当地日本驻军最高司令部军法机关去处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至于案情如何，军部则概不过问；拟判徒刑的就发监执行，其中也有转解到伪政fǔ所属监狱执行的。拟判死刑的，军部就秘密执行了，从来都不作公开的宣告。
日本宪兵队如同一个魔窟，随便抓人打人杀人，抓错了人白抓，只有自认倒霉，能够得到一个‘交’保释放，那已经是邀天之幸了。不过，其中也有因“‘交’保”而被传话人大肆勤索的。最普通的是留置调查。这一查就是几个月，一讯就会脱层皮，何时才能查得明白，那只有翘首问苍天了再是转移管辖地区留置调查。一个地方查不出明堂，换个地方再查，查来查去，一讯再讯，节节苦难，怎么受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