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七章大势之变
枪声沉寂下来，黄历迅速换上了一个新弹夹，程盈秋虽然先发一枪，但动作却比黄历慢了不少，她枪中还有一发子弹，此时已经站了起来，仔细瞄着一个在河滩上受伤未死，正拖着一行血迹向前爬行的鬼子。
呯子弹离膛而出，斜着从向而上穿过鬼子的后背，从脖颈处穿了出去。
“撤退，我断后。”黄历端起了枪，仔细观察着战场上的状况，掩护着程盈秋猫腰向远处跑去。
呆了一会儿，黄历见没有异常，也收枪转身，飞快地离开了这里，追着程盈秋跑进了树林。
一里地外的鬼子据点胡‘乱’地打起了枪，几个鬼子冲出炮楼，赶过来支援，等他们赶到现场，看见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前来洗澡的同伴都躺倒在地或被河水冲走，只有一个重伤未死的鬼子在费力地喘着气。而袭击者却不见了踪影，从枪声判断，敌人并不多，但在短时间内造成的伤害，却让人张大了嘴巴，感到难以置信。
抗战初期的日军战斗力很强，而且大多‘射’击技术‘精’湛，但直到战争结束依然没有完备的狙击战术，更提不上反狙击对策了。他们的狙击手往往作为敢死队员，而且他们深入敌方阵地后，多在树顶、水塔一类地点埋伏。这些地方虽然视野好、‘射’界宽阔，但是没有退路，结果即使能一击得手，也很快会被对手发现，受到集中火力的攻击。
从狙击枪械上来看，日军更是落后，战争后期虽然日军也装备了一些三八式狙击步枪，但一来其数量少，二来其瞄准镜质量较差，所以总体来说，日军的狙击战打得一点也不出彩。虽然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尤如昙‘花’一现般的灿烂了一下，但很快便在美军的强大火力下化为灰烬。
既没有完备的狙击与反狙击知识，也没有很专业的狙击手，日本鬼子在受到狙击时，很难做出正确的反应，并实施反狙击战术。
据点内鬼子的指挥官‘阴’沉着脸在战场上转悠，看着一具具尸体被抬走，他愤怒地望着对岸的树林，牙齿咬得格格直响。他非常想带人前去追击，围捕敌人，但据点又不能放弃，保护沿路车队，监视道路的情况，这才是他们的职责。
…………
就在包括黄历等人在内的英勇之士在沦陷区与鬼子进行着殊死战斗，体现着中国人不屈的‘精’神之时，整个抗日战争也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武汉会战为标志点，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两年时间里，中国军队尸山血海、忠勇无畏，使日军太阳旗失去了炫日的光芒，雪亮的战刀钝锉于青山碧水之间。三个月灭亡中国成了遗笑大方的话柄。
武汉会战之后，中国失掉了许多土地，就一时的进退而言，表面上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讲，中国军队顶住了日军的猛攻，在祖国辽阔的疆土上与日军周旋，使日军多次‘玉’与中国军队主力决战，以求速战速决，彻底打败中国的企图，彻底落空和失败。
在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的第一期作战中，中国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也使日军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而且，在第一期作战中，中国军队广大官兵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出现了像佟麟阁、王铭章、郝梦龄等以身殉国的动人事迹。使一贯轻视中华民族和中国军队的日本侵略军，不得不为我国军人的牺牲‘精’神慑服惊讶。也使世界各国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发出赞叹。
武汉会战之后，蒋介石在南岳衡山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中蒋介石说道：“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此后到中日战争结束为第二期……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因兵力不足，补充困难，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是，敌陆海空军种和兵种齐备，训练有素，兵器配备较充足，战斗力仍很强。鉴于以上情况，第二期作战，将是敌我相持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日军不可能再深入到国民政fǔ的后方；中国军队也不可能一下打败日本人，将其赶出中国去。”
蒋介石基于以上对形势的判断和综合全体到会将领们的意见，提出了中国军队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和谋略：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在这里，蒋介石已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这恐怕或多或少取决于在前十年内战中，他的正规军同红军游击队作战吃亏受挫而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为扶持和培养敌后游击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决定，正面第一线战场上，要不断地主动地出击日军，将日军主力和注意力都吸引到前线来，以此减轻敌后游击部队的压力。
而就在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的同一时间，在东京，日本天皇也正在召开大本营军事会议。中心议题是分析中国在武汉、广州失守以后的形势，制定日军对中国作战的方针策略。
会议对形势的判断如下：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但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良好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日本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估计确实太乐观了些，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及其国民政fǔ已经降格为地方小政权。同时，他们尚有力量一直进攻下去，只是觉得一味深入穷追没意思，才停下来不追不打，而专心建设“新中国”。
而实际上，当时日本陆军在国内的兵力，仅有一个近卫师团，完全唱着空诚计。而在中国已经配置了二十四个师团，完全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日本某些战略家也不得不承认：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
此次会议后，根据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判断，日本陆军省起草了攻占武汉以后，中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核心之点为：第一、日军从战略进攻阶段转变为长期持久战阶段；第二、日军应采取局部作战，以确保占领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目的。
蒋介石政fǔ要加大对敌后游击战的支持，而日本鬼子也要集中‘精’力，采取行动，消灭敌后抗日武装，以确保占领区，沦陷区的争夺和战斗由此将变得‘激’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