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树的枯枝桠上冒出一粒粒嫩色的苞，衬着后面湛蓝的天空与黛色的山峦起伏，眼前所见的一切都与孙德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在农场门前的禾坪上，红色的棺材十分刺眼——老政委躺在里面，就好像睡觉一样，那棺材盖还没有盖上。
老政委的一家人跪在棺材边上哭得死去活来，抑扬顿挫的哭声使很多人也情不自禁地抹着眼泪。
孙德富记得，开追悼会的那天，气氛严肃而沉重，不仅是全农场，几乎是全村的人都来了，他坐在后面，看到许多人的眼睛都哭红了，然而他却没有一滴眼泪，他不是不难过，只是为老政委的死而感到不值当。
一个高尚而无私的好人替班生产队长修水库挖土方时不幸被一个哑炮炸死了，死后被赤党当成先进典型，事迹被宣传得人尽皆知，老政委成了“寨大”，成了“庆大”，成了“焦禄”，老政委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符号，没人真正知晓老政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除了他以外。
就像记忆中的那样，生产队队长，那个原本应该被哑炮炸死的家伙，放下手中的纸，咳嗽了两声，用很大的嗓门，号召所有人都要向老政委学习，化悲痛为力量，为早日修好水库而努力奋斗。
三十二年前，孙德富坐在这里很想笑，可是他不能笑，现在年近六十，身患绝症的他不想笑，可是却笑了，他笑得不是别人，笑的是自己。
追悼会毕，送葬的锣鼓声响了起来，鞭炮声响了起来，有人把棺材盖钉上了，只见老政委的妻子和女儿扑在棺材上，嘶心裂肺地哭喊着，再见此情此景，他想，如果自己这个恶贯满盈的坏人死了，又会有多少人为他的死而痛哭流泪，多少人为他的死而开怀大笑，思绪至此，他笑得像个孩子，如释重负。
送葬的队伍出发了，有人村口燃起了火堆——按照古老的风俗，每个人都要从火堆上跨过去，据说这样才能避邪。
村里选出八个大力的民兵，抬着棺材朝山上迈开了步子。
一路上尘土飞扬，锣鼓喧天，锁呐高鸣，有人撒着纸钱，有人不时地点燃了鞭炮——噼噼叭叭，鸡鸭猪狗被吓得发抖。
老政委一家人已经哭不出声音了。
孙德富默默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走着，多年来，他一直记得那口棺材下葬的地方，每隔几年就回去看看。
文革结束不久，水库终究还是修成了，坟头也被平了，坟墓之地变成了一片荒地，垃圾遍布，无人问津。
八十年代中期，荒地上盖起了一个红砖房子，是一个小院子一样的，两层楼，当做了工厂的医院，在医院的斜对面，是一个车间，那个坟头的位置就在车间和医院之间的空地附近。
九十年代末，医院和车间都拆了，荒地上的树也砍了，坟头的位置盖起来红砖的干打垒房子，分给了厂里的职工，当时可能为了能够分到这样的房子，厂里的人还争得面红耳赤。
进入新世纪，那些红色干打垒房子又拆了，又修了灰色的水泥墙宿舍，宿舍的周围栽了树，有的空地当作了停车场。
而这场三十二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庄严追悼会，早已在这里人的印象当中抹去，也许当年讲话的生产队队长，不久也牺牲了，也许活到了今天，也许还住在这个院子里，在每天傍晚，牵扯狗走过宿舍区那个当年坟头的位置，心里想的是孙子上初中选校的事情。
孙德富可以断言，在诺大的厂区，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人早已经把那个英年牺牲的“先进”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他还记得老政委的音容笑貌，毕竟，老政委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视自己为好人的好人，毕竟，没有老政委的培养和保护，他也不会以“黑五类”之身加入赤党，更不会成为农场的新政委。
当年仅二十九岁的他伸出颤抖的双手，从县革委会主任手中接过任命时，大脑一片空白，这样的任命即便对于那些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也是从未有过的先例，更不要提他这个父母都是“瀛洲特务”的“黑五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