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丹妮和玉梅每天过河到庙里去给老彭帮忙，晚上再返回她们的旅馆。丹妮喜欢白天的工作、晚上的广播、报上的战争消息。战时的新都一切事物似乎都叫她兴奋与忙碌，像任何一个自愿或被迫离家的女人一样，她必须有工作做，有某一种目标。
但是还有一些事情使她牵挂着旧日生活。老彭叫她到钱庄去拿信，他坚持博雅一定会来信，如果不写给她，至少也会写给他。所以她只好每天都到充福钱庄去。
“没有信吗？”第十天她问柜台说。
“没有。”职员回答说。
“你肯定吗？”
职员望着她苍白的面庞与深黑的眼睛，再度认为她是不可理喻。“我何必骗你呢？假如你的朋友不写信，我也有错吗？”他说。
丹妮很失望地走开了。
“你还爱他？”玉梅说。
“我爱他也恨他。”丹妮说，“但是我很想知道他如何为自己辩白。”
不过丹妮从事救难工作很快活。这是一种能使自己派上用场，却没有严格约束的工作。包括打打杂，替难民写信，解答问询，找医生，到木器行订几张凳子，安抚新来的人，帮难民登报寻亲，城内找人，或是有难民得到亲友消息，要去更远的内陆时代为其安排。有时候有大堆工作要忙，有时则无事可做。不忙的日子里，他们三人就到火车站去看抵站的旅客和难民。
老彭照管的那一家子难民中，十二岁的儿子因风吹日晒而病倒了，发着高烧。老彭经过一番争取后，才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丹妮出外买回一个小泥炉来烧水炖药。这些都是新经验，比她与博雅的约会更陌生。有时候她独自坐在病童身旁，静思默想，有如置身梦幻中。那个小孩名叫金福，她替他洗脸洗手的时候，他常用惊喜的眼神望着她。这种经验对丹妮和乡下小孩同样陌生，她对他产生了一份爱，他也把自己家乡和旅途的一切告诉她——并说他们是宣城的墨水制造商。当她看到他烧退了，觉得是她的第一次胜利。等他能下床的时候，她已不习惯说“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他们每天都不得不推却几个新来的人，这愈加使得老彭清晰地感到，他们是就便服务大众，并没像他们原想的那样去尽力做好事。老彭认识很多路边的难民，他们都在附近角落找着了住处。他们境遇很惨，老彭若不能带他们进庙，就根据他们的需要到街上去帮他们。有时候他把病人送到医院，坚持要医院收容。他常与丹妮商谈说，他要给难民们找间房子，由他们照自己的意思来管理。
有一天一家三口被推出庙外，事情达到了最**。那位父亲携着十岁的女儿和六岁的儿子。小女孩病重，简直无法行走。他们来的时候，丹妮也在。她听说小女孩夜晚咳嗽和冒汗。她面容消瘦，大眼睛却灵巧地望着丹妮。丹妮实在不忍心赶她走，就叫他们等一下，她去找老彭谈。他们费了一上午工夫才找到愿意收容这家人的人家，由老彭付房租和饭钱。
丹妮一有空就去看这位小女孩，她名叫苹苹。她患了肺病，不过整天快快活活的，总说她没什么。她父亲整天坐在房里呻吟，有时候一整天见不着人，留下小女孩和她弟弟看家。苹苹告诉她，他们是靖江人，十一月底南京沦陷前逃出，他父亲筹着六百块钱，一家四口人，却只够买三张船票。他只好撇下十五岁的大哥，给他三十块钱，要他自己想法子到汉口。这等于让他去听天由命，一家人生离如同死别。那个少年曾到码头去送他们，当他挥手告别时，他父亲差一点跳下船去，轮船一开，他就崩溃了。南京陷落后，新的难民先后抵此，纷纷传述他们看到的恐怖暴行，以及四万二千名少年遭处决的经过，她父亲捶胸顿足，骂自个儿害死了儿子，又望着儿子能逃到汉口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