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叫陈玲，今年32岁。我20岁的时候到了天津投靠了我的一个姨娘，在天津谋了个工作。
在天津的东亚毛纺厂里当了一名女工。
24岁在天津搞了个对象结婚，他是天津人，在天津的一个工厂里当工人。
26岁的时候我有了个女儿，家里都很高兴。
98年闹洪灾，一时间我与老家断了联系，等我10月份风风火火的回到老家一看，村子都冲没了，原来的房子都没有了，我发疯似的到处找父母，可一点音信也没有，同村侥幸活下来的乡亲告诉我，别找了，早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
我又找了一个多月，还是没音信，只好大哭了一场回到了天津。
98年11月，东亚毛纺厂突然宣布整改，要下岗一大批女工，得到消息我们都很慌张，急忙给领导 送礼、托人。
虽然是这样，可是还是在第三次下岗名单中出现了我的名字，我下岗了。
下岗以后，到处找工作，饭店里的清洁工、扫过大马路、刷过碗可一 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我又没什么文化，家里一片愁云。
这个时候又一个惊天消息传来！
我的女儿被诊断患有血液病！
女儿的病给我们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又添上一副担子，为了给女儿看病，我卖过7、8次血，几乎到了尽头。
我丈夫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在家里非打即骂，里外的夹击让我绝望了，我想到了死。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大姨帮了我一把，她把我那个因为住不起医院而在家的女儿接到了她家。与此同时，我丈夫同我离婚了。
我坐在海河桥头想了一天一夜，几次都想从那上面跳下去。
可我总是想到我的女儿，女找男人最后我想：就算死！
我也要死在女儿的后面！
只要她还能活一天，我就要养她一天！
就算卖血也要养她！
因为我丈夫把房子收回去了，所以我只好去我大姨家，可这 样寄人篱下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大姨的女儿动不动就给脸色看，为了能挣钱我到处找工作，可是总也找不到，即便是服务员都不行，因为我的年纪在他们看来已经太大了。
我只好继续卖血来维持女儿的高额药费。
有一次，我用卖血的钱在药店里买了药，一路晃晃悠悠的往大姨家走，当时我已经一天水米没打牙了。
来到大姨家， 正好赶上吃饭，我一进门就看见大姨正抱着我的女儿一口一口的喂她饭，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这个时候大姨的女儿从外面进来，见我坐在那里，当时就把 筷子一摔，脸蛋子拉的老长。
我咬了咬牙把买来的药放在桌子上，嘱咐大姨让女儿饭后吃药，然后说了声“我出去一会。”就走了。
大姨在后面问我：“你吃饭了 吗？”
我一边含着眼泪一边说：“大姨，我吃过了。”说完，我就走了。
我晃悠悠的来到马路上，觉得身体没力，一天没吃饭，又卖了血，怎么能不晕呢？ 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公园，我往石凳子上一坐就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慢慢的起来，慢慢的，一点点的走到大姨家，看了看已经在床上暖和和熟 睡的女儿，我高兴的在地上铺了个褥子睡下了。
后来，我听一个一起和我找工作的姐妹说，北京的保姆一个月能挣1000块钱！
我一想，反正我也没去处，不如到北京看看。
我又卖了一次血，用这个钱给女儿买了药，然后偷偷的找大姨借了二百块钱，看了看女儿。
我一咬牙就走了。
来到北京，北京建设得可真好哦！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的，又有许多有钱人！
听说现在北京的老百姓都能买汽车了！
我想，他们这么富裕，我真有可能能挣到钱！
这 么一想，我就高兴起来，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后来才知道，北京的保姆都需要考什么证书的，可我没文化，想学又没钱交学费。
女老师只好当起了『黑保姆』，在北京市郊的一 个地方（为保护当事人，地名省略）有一个专门招黑保姆的地方，凡是『三证』不全的打工妹，或者没文化没工作的下岗女工都可以到这里.来当黑保姆，大家就坐在马路边上等着主顾来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