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四章 清官和贪官之间
丁云毅听着忽然想到了一段话:
“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这话虽然偏激了些但却未必便没有道理了。
在这样的时代里,清官和贪官其实各有各的可恨之处吧
叶原先也不再顾虑什么了:“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
丁云毅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姐夫居然会说起了包拯,他仔细的听着叶原先说了下去: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而我大明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愿意究竟又是什么?”
他叹息一声说道:“究其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说到这。他渐渐的加重了自己的语气:“清官要把道德优越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这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能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这样的话,就使国家无法正常运转。”
丁云毅陷入到了沉思之中,一个领袖负责的将是整个集团的运转。而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
士大夫乃至皇)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
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过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才是“爱民”。
比如后世《拍案惊奇》里的梁太守看见拐带妇女、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了充军,于是大怒,“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
这种擅杀行为却受到了的肯定,称他极有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