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允中把那银票和那红木盒子揣进袖口之后，在厅堂门口站了很久。
那午后的日光从院子里斜照进来，把那门槛的影子在地上拉成一道笔直的线。他那双靴子的尖头刚好踩在那影子的边沿上，像站在一道不可逾越的边界前面。他往前迈了半步，又收回来了。那靴子在青砖地面上轻轻蹭了一下，发出一声极轻的、像老鼠啃木头一样的声响。
他转过身，往府衙的书房走去。
那书房在二进院的西厢，不大，朝南一面开着一排窗户，窗台上摆着一盆半枯的文竹，那叶子黄了大半，蔫蔫地垂着，像一挂被晒干了的绿丝线。他的书案上堆着一摞文书，最上面那一份是甘州府来的公文，关于明年开春的粮价调控事宜，他早上看了一眼，还没来得及批。可此刻他那目光从那公文上滑过去了，像是没看见一样。他走到书案后面坐下，把那银票从袖口里抽出来，又看了一遍。那一万两的白银，是安西银行出的票子，票面印着精细的缠枝莲纹，左下角有一行极小的编号，用暗红色的油墨印的，在日光下泛着一点微微的凸起。
他把那银票折好，又揣回去。然后又把那红木盒子打开，看了一眼那珍珠项链，又合上了。那珠子在合上的瞬间，被那匣盖的暗影一遮，那层奶白色的光晕就隐去了，只剩下一片沉沉的、温润的暗红。
他在那书案后面坐了很久。窗外的日光一点一点地西斜，把那文竹的影子从窗台慢慢拉到了地板上，从地板上又慢慢拉到了墙壁上，像一盏渐渐熄灭的灯。
然后他站起来，走出书房，穿过那道月亮门，走进了后院东侧的那间小议事厅。
那议事厅比书房更小一些，平日里是他和几个属官议事的地方，摆着一张长条的硬木桌子，两边各放着四把椅子，那椅面磨得油光水滑的，坐上去凉丝丝的。他让人传了话，把兰州府里最核心的几个属官都叫了过来——管钱粮的周主簿，管刑名的刘推官，管驿传的孙经历，还有他那跟了多年的师爷方先生。这几个人在兰州府里跟了他少则七八年，多则十几年，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话。
他们来了之后，看见郑允中坐在那长桌的主位上，面前连一盏茶都没有摆，脸色比平时沉了几分，那几人对视了一眼，各自挑了位置坐下了，没有一个人开口先说话。那厅里的空气比外头还凉一些，是那种常年不见阳光的阴凉，从那青砖墙缝里渗出来，贴着人的皮肤，让人觉得骨头缝里都透着一股子冷。
郑允中沉默了好一会儿。他那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着，那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望着那桌面上一道细长的裂纹，像望着一条河流一样，望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他没有提玄凝冰的名字，没有提那银票，没有提那盒珍珠。他只是用一种压得很低的声音，把那位女副官的话转述了一遍，转述得尽量平淡，尽量像是陈述一件公事。可他那声音里有一种东西，像是被什么东西磨过了，变薄了，变脆了，仿佛多用力一点就会碎成粉末。
他说完了，抬起眼，望着他那几个心腹。他们脸上的表情各不一样，可那底下的东西是一样的——是一种知道了什么烫手山芋落在了自己手里的那种沉重的安静。那安静堆在那议事厅的四面墙壁之间，堆得又厚又沉，像是在一间屋子里慢慢地倒进了一层什么东西，把那空气都挤得稀薄了。
周主簿先开了口。他是管钱粮的，四十来岁，一张圆脸，下巴颏上留着一撮短须，平日里最是能说会道，可此刻他说话的速度比平时慢了许多，像是一边想一边往外吐字。
“大人，”他说，那声音压得很低，“这事……不好办。”
郑允中望着他。
“那位夫人住在咱们府衙里，是大人亲口应承了韩大人的。若是咱们动了什么手脚——日后韩大人回了京城，得了势，追查下来，咱们府衙里的人谁也脱不了干系。”他说着，那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了两下，又停住了，“可玄家那边，也不是咱们能得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