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急促的电话铃声，或者是一阵愤怒的、用力的敲门声。
我想象着，吕叔叔开着那辆黑色的奥迪，在路上，突然发现车子不对劲。
他停在路边，看着那只慢慢瘪下去的轮胎，眉头紧锁。
然后，他会想起什么，会立刻掉转车头，开到我们家属院楼下，怒气冲冲地上来质问。
可这些，都没有发生。
那一晚，异常的安静。静得，连楼下王阿姨家那只大黄狗，偶尔梦呓般的呜咽声，都能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
那根被我偷偷扎了一下的大头针，像一颗被我扔进了深海里的石子，没有激起任何的浪花，甚至连一个气泡都没有冒出来。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去了学校。
那天的课，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我的脑子里全是那只正在慢慢漏气的、黑色的轮胎。
我一会儿觉得，是我的力气太小，那根针，根本就没有扎进去；一会儿又觉得，或许是漏气太慢了，吕叔叔还没有发现。
这种不确定性，像一只小小的、带毛的虫子，在我心里，爬来爬去，让我坐立难安。
放学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像一个急于想知道考试成绩的考生，又一次，绕远路，去了那条种满了法国梧桐的巷子。
巷子里空空如也。
那辆黑色的奥迪，不见了。
它昨天停过的那个地方，只剩下几片被风吹落的、干枯的梧桐树叶，和地面上，一个不太明显的、被轮胎压过的痕迹。
我站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像一个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的、多余的人。
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像一个怀揣着巨大秘密的、蹩脚的间谍。
我每天都会去那条巷子“巡视”一遍，可那辆黑色的奥迪，再也没有出现过。
妈妈的生活，也和往常一样，平静得像一口不起波澜的古井。
她按时上下班，按时做饭，按时看那些从市里寄来的文件。
她脚上那双浅灰色的丝袜，脚后跟处的泥点，也早已被她清洗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任何痕迹。
一切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那场自以为是的、英勇的反抗，像一个无人观看的、愚蠢的笑话。
没有了电视，我们家的晚上，就变得异常安静。静得能听见窗外那棵树的叶子，被秋风吹落时，打在地面上的、细微的“沙沙”声。
妈妈开始有了新的习惯。
她会在晚饭后，点上一盘蚊香，搬一张小竹凳，坐在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前，一针一针地，给我织毛衣。
那是一件深灰色的毛衣，毛线是她托人从市里买回来的，据说很暖和。
她的动作很熟练，两根竹制的毛衣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嗒、嗒、嗒”的、极有规律的轻响。
我则坐在她对面的小书桌前，假装很认真地，在看一本从曾文静那里借来的、名叫《读者》的杂志。
那本杂志，比我们课本上的文章，有意思得多。
有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讲的是一个叫拉萨的、很遥远的地方。
文章里说，那里的天，蓝得像一块刚被洗过的、干净的玻璃，云彩，白得像一团团的棉花糖，伸手就能抓到。
还说，那里的人，都很信佛，他们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用身体，一步一步地，丈量着去往圣城的路。
我当时就觉得，写这篇文章的人，一定是在骗人。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傻的人呢？路是用来走的，怎么能用身体去量呢？
我也是这样的人。想不通的事情，就觉得一定是别人在撒谎。
正对着那篇文章犯晕，肩膀就被人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
是妈妈。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放下了手里的毛衣针，站到了我的身后。
“又在看这些没用的闲书。”她说着，语气里，却听不出什么责备的意思。她伸出手，把我那本摊开的杂志，拿了过去。
她的手指，很长，也很白，因为常年做家务，指尖上有一层薄薄的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