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开春，雨水特别多。
我们家属院那栋苏式红砖楼，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露出了更陈旧的底色，墙缝里，甚至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暗绿色的青苔。
院子里那几棵被砍掉了的香樟树的树桩上，也冒出了几点固执的新芽。
我常常在窗前，看着那些新芽发呆。
我觉得，它们长得真慢，慢得好像一整个春天过去，它们也只是比刚冒出来时，大了那么一小圈而已。
我们学校门口，那家总是散发着油墨和廉价零食味道的文具店，在那年春天，突然就不卖四驱车了。
老板把那条落满了灰尘的塑料跑道拆掉，换上了一排排崭新的玻璃柜台。
柜台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明星贴纸和照片。
据说，最火的，是一个叫F4的组合，是四个留着长头发的男人。
我们班上的女生，都疯了似的，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买他们的贴纸，贴满自己的铅笔盒和笔记本。
曾文静没有买。
她只是偶尔会把她爸爸从市里带回来的、一本名叫《萌芽》的杂志，借给我看。
那杂志的纸张很光滑，上面印着很多比我们课本上的文章，要难懂得多，也好看得多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叫《幻城》，里面有很高很高、终年积雪的雪山，还有一种会唱歌的、名叫霰雪鸟的鸟。
我就是在看那个故事的时候，第一次，开始了我那笨拙的、也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反抗。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很舒服。
妈妈说她要去单位加个班，整理一些紧急的报表，晚饭前回来。
她走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没有看书，也没有写作业。
我把家里那台十四寸的彩电打开，里面正在重播前一天的甲A联赛，上海申花对大连实德。
解说员的声音像一只苍蝇，在屋子里“嗡嗡”作响。
我看着屏幕上，那些穿着蓝色和白色队服的小人，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把电视关了。
我走到窗前，看着楼下。
王阿姨家的那只大黄狗，正趴在院子中央的水泥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从院子门口经过，清脆的车铃声响了两下，又远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一阵汽车引擎的、低沉的轰鸣声。
我从窗户的缝隙里，悄悄地往下看。
我看到那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奥迪，像一只巨大的、沉默的黑色甲虫，缓缓地，从我们家属院门口那条路上开了过去。
我穿上鞋，走出了家门。
我们家的门锁，最近有些不好用，关门的时候，总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听到那声沉闷的“咔哒”声。
我怕那声音太大，就没走门。
我走到厨房，搬过那张总是摇摇晃晃的、用来够东西的小板凳，踩了上去。
我们家那个朝北的小阳台，其实算不上阳台，只是在窗户外面用水泥砌出来的一小块平台。
我推开窗户，一股带着泥土和青草味的、潮湿的风吹了进来。
先是一条腿迈了出去，踩在坚实的平台上，然后，整个身子，才慢慢地从那扇窄小的窗户里钻了出来。
楼下，是王阿姨家开垦出来的一小块菜地，种着几垄青菜和葱。
地里的土，被前几天的雨水浇得又松又软。
我抱着阳台的栏杆，找好一个落脚点，松开手，轻轻地一跳，脚底便传来一阵柔软的、陷进去的感觉，鞋边上，沾上了一点新鲜的、黑色的泥土。
我绕开家属院的正门，从一片倒塌的、长满了青苔的院墙缺口钻了出去。
然后，我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慢慢地朝着那条种满了法国梧桐的巷子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