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天似乎有一种不肯走的意思，赖在我们这个南方小县城里，迟迟不肯挪窝。
开春后，也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天，太阳会像个吝啬的富翁，从厚厚的、灰白色的云层里，露出一点点没什么温度的、苍白的光。
学校就是在这样一个没什么温度的下午，发下了年度体检的通知单。
那是一张用最粗糙的黄麻纸油印出来的、薄薄的纸片，上面的字迹，因为油墨过多，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空气里，立刻就弥漫开了一股熟悉的、混杂了油墨味和少年们那种既期待又紧张的、荷尔蒙的气息。
对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来说，体检是一场充满了仪式感的、小小的冒险。
我们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到底健不健康，而是能不能在身高那一栏比去年多上几公分，好在同学面前炫耀；或者是在测视力的时候能比同桌多看清一行，证明自己的眼睛更尖。
我把那张皱巴巴的、散发着油墨味的通知单，像往年一样，随手塞进了书包里。
可我没想到，这张薄薄的纸片，会在我们家那潭早已不起波澜的、死水般平静的生活里，投下一颗那么沉重、也那么奇怪的石子。
那天晚上，妈妈从我的书包里，翻出了那张通知单。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只是看一眼，然后叮嘱我一句“明天别忘了吃早饭”。
她把那张薄薄的纸片，拿到灯下，仔仔细细地，看了很久。
我们家那盏十五瓦的、昏黄的灯泡，光线照在她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上，把她眼角的那些细纹，照得比平时更深了一些。
“……身高、体重、视力、听力、内科、外科……”她用手指，点着上面的项目，一个一个地，轻轻地念出了声。
那声音，很轻，也很飘忽，像是在念着什么她看不懂的、神秘的咒语。
“妈，怎么了？”我正在桌边，和我那本永远也写不完的寒假作业较劲，忍不住抬起头问了一句。
“没什么。”她把那张通知单，仔仔细细地，对折好，放回了桌上，“明天体检，妈妈请个假，陪你去。”
我愣住了。从我上小学开始，每年的体检，都是我自己去的。
“不用了吧，”我说，“我都这么大了，就去医院排个队，费那个事干嘛。”
“那不行，”她转过头，看着我，那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你的身体，是大事。妈妈必须亲自看着，才放心。”
那天晚上，她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紧张。
她反复地叮嘱我要早点睡，甚至还给我冲了一杯我并不喜欢的热牛奶。
牛奶很烫，我喝的时候，看到她又拿起了那张通知单，在灯下，反复地看着。
那样子，不像是在看一张体检表，更像是在研究一张充满了未知和危险的、藏宝图的残片。
半夜，我被一阵奇怪的、压抑的咳嗽声给吵醒了。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帘子外面的客厅里，还亮着灯。
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的一角，看到妈妈正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站在那面小小的穿衣镜前。
她没有在咳嗽。她的眉头，紧紧地锁着，脸上带着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混杂了忧虑、恐惧和一丝丝茫然的表情。
她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在镜子前站了很久。
第二天，她真的跟单位请了假，带着我去了我们县里那个人声鼎沸的县医院。
医院里，永远都充满了那股熟悉的、混杂了消毒水、中药和病人身上那种特有的、带着一丝酸腐味的、复杂的气息。
走廊里，挤满了人，哭的孩子，咳的老人，还有我们这些穿着各式各样校服的、被老师领着来体检的学生。
别的家长，都只是把孩子送到门口，就去忙自己的事了。只有妈妈，像一只高度警惕的母鸡，寸步不离地，跟在我的身边。
在量身高、测体重的时候，她会死死地盯着那些冰冷的仪器上，跳动的红色数字。
护士报出一个数，她就会立刻拿出随身带着的、那个小小的记事本，用笔记下来。
“一米四七，”护士用一种很不耐烦的、拖长了的声调喊道，“下一个！”
“同志，同志，麻烦您再给量一遍，”妈妈立刻就凑了上去，脸上带着那种谦卑的、讨好的笑容，“我怎么记得，他上个月在家量，都快一米四八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