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关于新华书店的约定，最终没有实现。
周末，曾文静没有来找我。
周一上学时，我看到她的座位是空的。
后来听班长说，她发烧了，请了病假。
一连好几天，她都没有来学校。
我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挖掉了一块。
我想象着她一个人躺在床上，额头上盖着湿毛巾的样子。
我甚至想过，放学后，去她家看看她，但又不知道该带些什么礼物，最终也只是想想而已。
没有了曾文静的教室，变得有些乏味。
林海峰也没有再来找过我的麻烦，他似乎找到了新的乐趣。
课间的时候，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走廊里追逐打闹，而是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围在一起，神秘兮兮地讨论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比如“OICQ的等级”、“千年里的僵尸”，或者“传奇里的裁决之杖”。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秘而不宣的优越感。
而我，则彻底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壳里。
我的世界，又重新变回了只有妈妈，和我们家那间不到三十平米的、充满了檀香皂味道的单身宿舍。
妈妈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我的这些变化。
她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那场席卷了整个税务系统的“税改”浪潮，和那本永远也看不完的《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里。
她的忙碌，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着一种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疲惫。
而是一种更主动、更亢奋，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投入。
她开始带回来一些我看不懂的、画着各种流程图的草稿纸，上面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
她会在饭桌上，一边吃饭，一边对着那些草稿纸出神。
有时候，她的筷子会停在半空中，眉头紧锁，然后又突然像想通了什么似的，眼睛一亮，立刻放下碗筷，拿起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我们家的那盏15瓦的灯泡，也换成了一个40瓦的。
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很多，但也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她日渐消瘦的脸颊，和眼角那些因为睡眠不足而爬上来的细纹。
一些新的、不属于我们家原有生活轨迹的东西，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用一把崭新的、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陶瓷刀，切着番茄。
那把刀的样子很奇特，刀身雪白，比我们家那把用了多年的铁皮菜刀要轻巧、锋利得多。
她用它切菜，几乎听不到“笃笃”的声音，只有刀刃划过番茄时，那种极其顺滑的、轻微的“嘶嘶”声。
我问她，这刀是哪儿来的。
她切菜的手顿了一下，头也不抬地说：“单位发的。说是……进口的，让我们这些先进工作者，体验一下新产品。”
她的解释，听起来天衣无缝。
还有一次，我们家的吊扇坏了，在那个闷热的初秋，变成了一个纹丝不动的摆设。
舅舅程伟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这个消息，又提着一网兜橘子，从乡下赶了过来，自告奋勇地说要帮我们修。
他踩着凳子，拆了半天，弄得满地都是灰尘，最后满头大汗地宣布，是里面的线圈烧了，得换个新的。
就在妈妈为了买新吊扇的几十块钱而发愁时，第二天下午，两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抬着一台崭新的“美的”牌落地扇，敲响了我们家的门。
那台电风扇，是白色的，有着漂亮的流线型设计，可以摇头，可以定时，比我们家属院里任何一家的电风扇都要高级。
工人说是税务局家属区的福利，统一更换老旧电器，让我们签字就行。
舅舅在一旁看得眼睛都直了，他围着那台新电扇，啧啧称奇，一个劲儿地夸“党的政策好”，夸“税务局的福利就是不一样”。
只有我知道，那天，家属院里，除了我们家，没有第二家换了新电扇。
妈妈没有再解释什么。
她只是在签收单上，用她那手漂亮的字，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