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很快就过去了，冬天悄然而至。
我们县城很少下雪，冬天总是阴冷、潮湿的，像一幅永远也晾不干的水墨画。
外公的病，在那些不知来路的钱的支撑下，稳定地康复着，据说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地走动了。
曾文静家那扇窗户里的吵架声，似乎也平息了。
她又变回了那个文静、爱笑的女孩，只是偶尔，在我跟她讨论书里的某个情节时，她的眼神会有一瞬间的飘忽，仿佛在透过我，看向某个很遥远的地方。
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但我们之间，多了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我们从不谈论各自的家庭。
我的生活，也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那只是一种表象。就像冬日里冰封的河面，看似坚固，底下却有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
我们家的变化，是从一些更细微、更深入骨髓的地方开始的。
首先改变的，是味道。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推开门，就闻到了一股极其浓郁、又极其陌生的香味。
那不是饭菜的香，也不是檀香皂的清香，而是一种霸道的、带着一丝苦味的、类似于中药和木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看到妈妈正站在炉子前，用一个小小的、紫砂的锅，熬着什么东西。
“妈，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咖啡。”她头也不抬地说，“提神用的，最近看文件，眼睛疼。”
“咖啡”这个词，我只在电视广告里听过，广告里那些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人，都端着小小的、白色的杯子，优雅地喝着这种褐色的液体。
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除了县政府招待所的餐厅，几乎没有地方卖这种“洋玩意儿”。
妈妈把熬好的咖啡，倒进一只新的、印着蓝色碎花的白瓷杯里。
她没有放糖，也没有放牛奶，就那么端起来，轻轻地吹了吹，然后浅浅地抿了一口。
我看到她漂亮的眉头，因为那股浓烈的苦味，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但她还是面不改色地，又喝了一口。
那晚，我们家那股熟悉的、安稳的烟火气，被这种陌生的、带着“高级感”的苦涩香味，彻底覆盖了。
从那以后，喝咖啡，成了妈妈的新习惯。
她不再抽那种呛人的“红梅”牌香烟，而是会在每一个需要熬夜看文件的晚上，给自己煮上一小锅浓得发黑的咖啡。
她说，这东西比烟好，不伤肺。
紧接着改变的，是声音。
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牌收音机，被彻底地打入了冷宫。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崭新的、银灰色的步步高牌复读机。
那台复读机，同样是以“单位福利”的名义，出现在我们家的。
妈妈说，这是局里为了鼓励大家学习，统一采购的，主要用来学英语。
她把那本《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放在一边，开始听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A-B-C-D的磁带。
她学得很认真，每天早上，都会跟着磁带里那个标准的、字正腔圆的女声，一遍遍地跟读。
她的发音很生硬，带着我们本地人特有的口音，听起来有些滑稽。
但她的神情，却像在攻克一道最复杂的数学题一样，专注而又严肃。
有时候，她会把磁带翻到另一面。
那一面，不再是枯燥的英语对话，而是一些舒缓的、纯粹的钢琴曲。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曲子，只觉得那叮叮咚咚的声音，像山里的泉水，清澈、干净，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妈妈会在听这些曲子的时候，放下手里所有的事，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边。
她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香樟树，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她的背影，在那些流淌的钢琴声里，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
最大的改变，来自于“人”。
妈妈开始有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朋友”。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家的门，被敲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