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天，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穿着红色马甲、推着崭新自行车的年轻人。
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都绑着一个印着中国邮政字样和一只绿色大雁的、方方正正的绿色铁皮箱子。
他们是新出现的邮递员，送的却不是信，而是一种名叫特快专递的东西，据说，能把一份文件，在一天之内，从省城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
我们家属院里的人，都觉得这东西又贵又没用，有那个钱，打个长途电话不就什么都说清楚了？
但很快，我就发现，我们家成了这栋楼里，唯一一个，会收到这种绿色铁皮箱子光顾的住户。
滨江路那次惨败的偶遇之后，妈妈像一个被戳破了所有幻想的气球，迅速地、无可挽回地，干瘪了下去。
她不再去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散步，也不再刻意地推迟晚饭的时间。
她似乎彻底放弃了所有徒劳的、想要“抓住”什么的努力。
她迷上了十字绣。
她没有选择那些寓意着家和万事兴的牡丹，而是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很高级的杂志上，描摹下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案——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孤单的女孩，正踮着脚尖，在悬崖边上，迎着月光，独自旋转。
那幅十字绣成了她新的战场。
她把她所有无处安放的时间、精力，和那些无法言说的、翻涌的情绪，都一针一线地，倾注了进去。
她的手常常被细密的针尖扎出细小的血珠。
她只是看一眼，然后把血珠吮掉，继续面无表情地绣着。
而就在她几乎快要把自己，也绣成画里那个孤单的舞女时，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第一次，敲响了我们家的门。
他送来一个厚厚的、印着特快专递字样的文件袋。收件人，是妈妈的名字。
我看到妈妈在签收时，那双因为长期捏针而指尖有些发红的、漂亮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她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站了很久，才慢慢地拆开了那个文件袋。
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信件或礼物，而是一叠厚厚的、关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最新的文件汇编和政策解读。
文件的首页，夹着一张小小的、打印的便笺，上面只有一行很公式化的话：
“程蕾同志：此乃省局最新下发材料，关系到我县年底税收任务能否完成的重点工作，望认真研读，并于下周三前，提交一份学习心得及工作建议。——吕茂军”
我看不懂这短短几行字背后的深意。
我只看到，妈妈看着那张便笺，看着那个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签名，那双死水般平静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缓慢地、一点一点地重新亮起来。
那不是喜悦，也不是激动。
那是一种……一个快要溺死的人，被重新允许浮上水面呼吸时，那种劫后余生般的、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绪。
她没有说话。
她只是把那张小小的便笺，仔仔细细地，从文件上撕下来，然后，把它夹进了那本厚厚的《复活》里，夹在了她看过无数遍的、玛丝洛娃获得救赎的那一页。
从那天起，特快专递成了我们家新的访客。
每隔几天，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就会送来一个新的、厚厚的文件袋。
妈妈的生活，重新被工作填满了。
她又变回了那个我熟悉的、在灯下奋笔疾书的、一丝不苟的税务干部。
而我，则在那段看似恢复了平静的日子里，迎来了我童年中，最快乐，也最“富有”的一段时光。
这都要归功于一种从广州传过来的、名叫四驱车的玩具。
那是一种需要自己动手组装的、带着马达和电池的、可以跑得飞快的塑料赛车。
一夜之间，它就取代了玻璃弹珠和拍画片，成了我们学校所有男生之间唯一的硬通货。
拥有一个龙头凤尾的底盘，或者一颗猎豹马达，远比期末考试考了双百，更能赢得同学的尊敬。
我们学校门口那家小小的文具店，也紧急地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搭起了一条塑料的、高低起伏的专业跑道。
每天放学，那里都围满了男生，空气中充满了马达刺耳的“嗡嗡”声，和塑料车壳碰撞的“啪啪”声。
林海峰，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全校最豪华的车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