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九岁的夏天，时间仿佛是被南方梅雨季的湿气泡软了，变得缓慢而又漫长。
我们税务局家属院那栋三层高的苏式红砖楼，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露出了陈旧的底色，楼前那两棵巨大的香樟树，叶子油亮得发黑，终日散发着一股浓郁又清凉的苦香。
我的世界，是从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开始的。
窗外就是香樟树，雨点打在宽大的叶子上，声音沉闷又连绵，像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催眠曲。
我喜欢用手指，在蒙着一层水汽的玻璃上画画，画出一个小人，再看着水珠顺着他画出的身体汇集、滑落，像流下一滴滴眼泪。
我们的家很小，三十平米不到，用一道半旧的印花布帘子隔开。
帘子外面是妈妈和我吃饭、写字的地方，一张掉漆的方桌，一个吱呀作响的钻石牌吊扇。
吊扇转得很慢，像个疲惫的老人，搅动的风也是湿热的。
帘子里面是我们的床，我和妈妈一人一头。
她头发上蜂花洗发水的清淡香味，混合著樟脑丸和黄梅天的霉味，是我童年里最能让我感到安稳的气息。
爸爸是什么味道，我已经彻底忘记了。
妈妈说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跑运输，一年到头也回不来。
但我隐约知道，这只是她编造的，说给我听，也说给邻居们听的谎言。
因为有一次，我无意中在床底的木箱里，翻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张已经泛黄的《离婚协议书》。
我认识那上面的字。
我没有问妈妈，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纸重新折好，放回了原处。
从那天起，我学会了做一个比同龄人更沉默的孩子。
妈妈叫程蕾，是县税务局的一名干部。
每天早上，她都会在帘子后面换上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税务制服，把长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利落的发髻。
她皮肤很白，是那种常年在室内不见阳光的、细腻的白，细边的眼镜让她看起来比同龄的阿姨们多了几分书卷气。
她总是先给我冲好一碗麦乳精，再卧一个荷包蛋，看着我吃完，然后骑上那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消失在巷子口的雨雾里。
她的自行车后座，曾经是我的专属座位。
但上了小学后，她就不怎么带我了。
她说，男孩子要学会自己走路。
于是，我每天就撑着一把小黄伞，踩着地上的水洼，独自去上学。
税务局家属院离我的学校不远，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铺着青石板的老街。
街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店铺：散发着药材味的药铺，挂着腊鸭和香肠的南货店，还有一家理发店，门口总坐着几个穿着跨栏背心、摇着蒲扇的老头。
生活就像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收音机，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播放着固定的节目。
早上是《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午是评书《杨家将》，晚上则是《城乡点歌台》。
日子平淡，琐碎，但有一种让人心安的规律感。
妈妈就是这个规律的维护者。
她的生活，就像一本被她反复审计过的账册，每一笔开销，每一个步骤，都被精确地计算和安排过，严丝合缝，井井有条。
比如，我们家的晚饭，总是雷打不动的三菜一汤。
一荤，一素，一个炒时蔬，再加一碗紫菜蛋花汤。
荤菜通常是她从菜市场买来的、最便宜的带点肥的猪肉，切成薄片，用酱油和淀粉腌过，再和青椒一起爆炒。
她说，男孩子要长身体，不能缺了油水。
她的厨艺算不上好，做的菜总是清清淡淡，但她切的菜，却像她的字一样，工整得近乎偏执。
土豆丝细得像粉丝，豆腐干切得像火柴棍，青椒的棱角都被她细细地剔掉。
她对“整洁”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追求。
地面永远拖得一尘不染，能映出人影。
